新華網10月24日消息
新加坡聯合早報近日刊登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綜合政策系副教授田島英一的文章，批評一些日本人拿“日本文化的優良傳統”來辯護自己的健忘。90年代日本福島縣會津若松市拒絕山口縣萩市建立友好城市關系的要求，就是1868年長州藩(今山口縣)作為“官軍”進攻會津藩(今福島縣)，殘殺士兵后還不許埋葬
，火燒民居，奸污婦女，搶奪財物的緣故。都快130年了，三成以上的會津若松人尚未忘記這仇恨，莫非他們是中國人？文章要求日本官方對待中國的民憤，應該虛心地反省。
1972年，田中角榮為了恢復中日兩國邦交而訪華。他見到周恩來時說：“若這次談判一無所得，我們在下次大選時就慘了。你們倒輕松。”這句話顯示日本政壇上的一位風云人物怎么看中國政治。
當然這個結論有失公平。吉登斯(A.Giddens)指出過，一個國家無論采取任何政體，只要它是國家機構和人民互動關系很密切的現代國家，國家機構都得努力實現人民的意愿。這一點，中國也不例外。而日本政客往往認識不夠深刻或簡直忽略的，也是這一點。
進入21世紀后，看到中國民眾對日本的憤怒如此激烈時，日本人很容易陷入兩個誤區。
認識中國的兩個誤區
其一是本質化。犯這種錯誤的日本人，拿“日本文化的優良傳統”來辯護自己的健忘，也批判中國人“記仇”的毛病。例如：“日本人認為人死后都成佛，所以一向尊敬死者。不管他是戰犯還是罪犯，死了都要平等對待，才沒中國人那么小心眼。”
可是，以文化的相對性為理由來拒絕對話，這種態度只是一種思考的停止，理智的怠工，甚至是卑鄙的逃避。再說，事實說明，這種說法是根本站不住的。90年代日本山口縣萩市，欲與福島縣會津若松市建立友好城市關系，卻遭到對方拒絕。當時的民意調查顯示，30%以上的會津若松市民不愿意與山口縣人友好交往。
那是1868年長州藩(今山口縣)作為“官軍”進攻會津藩(今福島縣)，殘殺士兵后還不許埋葬，火燒民居，奸污婦女，搶奪財物的緣故。都快130年了，三成以上的會津若松人尚未忘記這仇恨，莫非他們是中國人？
其二是官本位思維。
小泉不顧中方的嚴重交涉反復參拜靖國神社，日方高層人物還妄言不斷。這幾年中國高層人物都不愿與日方高層交談，甚至今年5月吳儀在訪問日本時打破外交慣例突然提前回國，都是迫不得已的。
經濟建設才是中國目前的核心任務，其條件之一是睦鄰友好。毋庸置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主旋律是中日友好。遺憾的是，有不少日本政客不大注意這些事實，仍認為中國反日潮的主要原因，是愛國主義教育。那是跟他們分析政治過程的思維方式有關，即：主導權總在“官”方，“民”只是沉默的客體。
要正面對待中國民憤
這是一種愚民思想。所以他們的結論是：只要讓中國官方回到“未來志向”的道路上，一切問題就能解決了。他們有意愿找中國領導人談，卻沒派一個官員去中國通過大眾媒體向中國民眾解釋過，這也不足為怪。
我們該注意美國開始進攻阿富汗、伊拉克等國家后，不斷派高層官員到半島電視臺等西亞媒體，用電視節目的形式向當地民眾解釋美國的中東政策和行為。美國的這種做法顯然與日本大不一樣。
由于小泉在本月17日的第五次參拜，是在明年辭職之前，中日關系大概不可能有多少進展了。我們現在需要的“未來志向”，是考慮怎樣推進“后小泉時代”的中日對話交流，其前提是：我們日本人應該承認兩個事實。
第一，中國人也是人，一樣有喜怒哀樂，追求安居樂業。他們絕不是什么文化上的“另類”。也就是說，中國人對日本感到的憤怒是來自人性的，我們對此應該虛心地反省。
第二，中國政治不是什么上情下達的“一言堂”。中國國家的主人是老百姓，日本官方應該正面對待中國的民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