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力襲警事件頻發已經成為當前社會關注的突出問題。公安部日前公布的最新數據表明，今年上半年，全國公安機關因公傷亡民警3382人，其中因公犧牲170人，因公負傷3212人。在執法過程中遭遇暴力阻礙而犧牲的23人、負傷1803人，分別占犧牲、負傷人數的13.5％和56.1％。（據10月8日《中國青年報》）&
nbsp; 針對近來屢屢發生的襲警事件，有專家建議增設所謂襲警罪。刑法中已經明確規定有妨礙公務罪，警察執法顯然屬于執行公務的范疇，以暴力襲警阻礙執法無疑屬于妨礙公務的范疇，就沒有必要再增設所謂襲警罪，沒有必要也沒有理由人為地將警察執法視為特殊公務，將警察視為需要特殊保護的執法主體。 對于屢屢發生的襲警事件，筆者認為警察自身也要認真反思執法的規范性，要努力樹立親民形象，確立執法為民的信念，樹立執法公正、高效的形象，建立警民之間的和諧關系。 另外，社會各界在監督民警依法履行職務的同時，要以成熟、理性的心態對待民警的管理、糾章和處罰。當事人可以通過合法的途徑對民警行使監督、申訴、控告的權利。公民對公安機關及民警作出的處理決定有異議時，可以向公安督察部門反映，也可以通過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的法定程序和法定措施 來保護自己的權益。 筆者認為，少數專家增設襲警罪的呼吁實際上折射了片面夸大立法作用的“立法依賴癥”。動輒呼吁立法似乎成為近年來的一大時尚，諸如，有針對明星假唱的現象提出的所謂通過文化立法來禁止假唱現象，還有某位人大代表提出的所謂為鄰里關系立法的建議。作為立法學專業背景的學者，筆者反對將本該由道德規范解決的問題交由立法解決，反對盲目的立法萬能論。 相對于“人治”和“無為之治”，法治無疑具有相當的進步性和科學性，是迄今人類社會所能建構的一種理想的權威性制度安排。然而，法治本身仍是一種有缺憾的制度文明，有著自身難以克服的局限性，不是一切社會問題都能轉化為法律問題。我們應該把法律的領域還給法律，把道德的領域還給道德。劉武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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