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日前推出一套“復旦大學青年經濟學者文庫”。出版這套文庫的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社長陳昕據此預言，又將有一批比較好的經濟學家涌現。
陳昕是完全有資格說這樣的話的。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他策劃編輯的“青年學者叢書”和“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發現和培養了許多當代主要經濟學家。
時勢造英雄，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轉軌，為新一代經濟學家群崛起提供了有利條件——這條件在全世界僅此一家。
世界經濟實驗室
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過程，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袁志剛教授說：“我國的經濟體制從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我們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制度變遷，過渡時期經濟問題層出不窮，中國經濟從封閉狀態不斷走向開放狀態，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不斷加快，社會科學家很少遇到的‘實驗’機會每天在我們周圍發生。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很少有實驗機會，無法像自然科學那樣進行模擬研究，而中國當前的轉軌經濟正好是一個實驗機會。”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管理學院經濟與金融系主任費方域教授的看法非常相似：“現在的中國是研究經濟學最好的時候，一是中國發生的經濟活動，既有經濟發展，又有制度轉型；既有長期增長的奇跡，又有如何將增長持續下去的挑戰；既有發達國家曾經歷過的階段，也有中國獨有的問題，如復雜的國有經濟轉制，股權分置，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城市化等等。改革開放以來短短的20多年中，中國走過了發達國家很多年走過的路，而且探索了有自己特色的新路，積累了新的經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探索，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
這樣的經濟環境，為中國經濟學發展奠定了最好的客觀基礎。而前無古人的發展探索過程中，新問題新現象每天都在產生，政府、企業急需經濟學家來概括、總結和解釋。
費方域說，另一方面，由于學界實行了開放政策，通過走出去、請進來，中國經濟學家不但熟悉中國國情，而且開始了解和熟悉全世界關于經濟研究的新方法、新成果。有了研究對象，也有了研究能力，兩者相結合，使得中國經濟學發展產生了現實可能性。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認為，隨著中國將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大國，世界經濟學中心也可能隨之東移。
經濟學家的“世代”效應
中國產生新一代經濟學家的條件已經成熟。在“復旦大學青年經濟學者文庫”中，雖然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已經顯示了年輕的經濟學博士們廣泛的視野、扎實的理論功底、深刻的思考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關注。舉凡全球化進程中的國際經濟問題，宏觀經濟增長問題，產業經濟問題，糧食安全問題和水資源配置問題，都在他們的研究范圍內。正如袁志剛所說，青年學者面對中國發展過程中不斷涌現的經濟問題，上下求索，各方求證，雖然還留有稚嫩的痕跡，但不失為一批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科研成果。
算起來，這已經是新中國第四代了。經濟學家是一批一批，應時而生的，因為他們需要有一個討論的氛圍。陳昕說，上世紀50年代，在學習蘇聯經濟模式，以及《政治經濟學》第三版介紹到中國來以后，中國產生了一大批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代表人物如蔣學模、張薰華、洪文達等。80年代，陳昕主編了“青年學者叢書”和“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為一批青年經濟學家的出頭，提供了舞臺，當今中國一流的經濟學家，如樊綱、林毅夫、張維迎、史正富、潘正明、羅守初等，大多在這兩套叢書里出現，當時樊綱還只是助理研究員。其中復旦大學作為一個經濟學重鎮也是很明顯的，在那一批中出了七八位國內一流的經濟學家。陳昕說，當時的時代背景是，改革開放伊始，傳統的政治經濟學不夠用了，需要有新的方法，需要用現代經濟學，來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到90年代初，改革開放在推進，資本市場、國企改革、勞動力就業、城市化等問題顯現，袁志剛、張軍等一批青年經濟學家又“冒”了出來。加上近一兩年來出現的這批新人，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基本上是10年一個跨度。這樣的頻率，也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之迅速，學術研究之活躍。
據了解，“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已出版100多種，其中9種先后獲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獎勵——孫冶方經濟學著作獎。“最重要的是時代造就英雄”，陳昕當年以一個出版人的敏銳目光，看到了經濟改革的需要，也看到了青年經濟學家出書難的困境，今天他仍呼吁，要為青年學者提供舞臺。因為很多新的方法、新的突破，都是由青年學者開始的。“青年學者叢書”和“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中，不少書一出來就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如陳琦偉的《國際競爭論》，又如張志超的《匯率論》，現在碰到的很多現實問題，在十多年前的書中已經提到了，張志超也因此獲得了一個“人民幣先生”的雅號。符鋼戰、史正富、金重仁的《社會主義宏觀經濟分析》，是嚴格意義上國內第一部以中國經濟為研究對象，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研究社會主義宏觀經濟運行規律和作用機制的專著。該書獲得第一屆中國圖書獎，評獎時還有個小插曲，因為當時買書不容易，遼寧大學副校長作為評委拿到樣書以后，馬上全本復印。
“青年學者如果有更多實踐和經驗，他們所掌握的知識、方法將會引起學術上的重大突破。上世紀80年代的那一批經濟學家，成功也正因此。今天看是比較粗淺的，但在當時，他們是首先開始接觸并嘗試應用現代經濟學，開了先河的。”陳昕指出，從“復旦大學青年經濟學者文庫”看，第四代青年學者對現代經濟學的理解和對方法的運用，已經在比較高的程度上超過了第二代。他們所欠缺的是對現實的體驗和把握，第二代經濟學家大多在治學之前親身經歷過大躍進、上山下鄉等實際情況，1977年恢復高考后重回書齋，他們的現實感覺很好，第四代出生于上世紀70年代，對現實的感悟還不深刻。所以，陳昕建議，應鼓勵青年學者多研究現實問題，那樣的話他們中間會產生一些比較好的經濟學家。
培養途徑的土洋之辯
先進的理論和方法，對現實的感悟和把握，這是經濟學者成“家”的兩大必需因素。也正因為對兩大因素的側重點不同，在培養途徑上產生了土洋之別。
以北京大學為代表的北派更注重理論的“洋”。北大從前兩年開始，原則上不再留本校博士畢業生當老師，大部分院系都在削減留校生的數量，即使特別突出的留校教師，也需要畢業后到國外至少工作或學習2年以上再回校任教。北大的目的是解決學科“近親繁殖”問題，該校人事部部長周岳明教授表示，面對激烈的國際人才競爭，北大建設教師隊伍的出發點是提升整體國際競爭力，拓寬國際視野，為此，一方面對現有教師進行國際雙向式的滾動交流和培訓，一方面積極吸納國際、國內一流大學學術骨干。目前，北大教師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三三制”結構，即國際、國內引進教師、本校自培教師各占1/3。
復旦大學則比較偏向立足本“土”。袁志剛教授認為，中國經濟學的未來一定是從這樣一批人中產生：他們親身經歷中國經濟轉軌，并與國際接軌。因為對中國轉軌經濟的感悟，是外來的經濟學家沒有的。只有長期在中國本土培養出來的學者，才感悟特別深、有切膚之痛。他們與海歸博士比較，主要在手段、模型方面有差距，但西方的模型，主要針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設計，與中國目前情況差異很大，并不能照搬。而且，現在的青年學者，他們的數學和語言基礎比上一代已經強了很多，消除差距是能夠做到的。
袁志剛還提到了現實的難題。國外頂級經濟學教授的薪金很高，如哈佛大學的大爆炸理論薩克斯教授，被哥倫比亞大學挖去，年薪30萬美元。另據記者了解，北大光華學院引進海歸博士的開價是“456”（年薪4萬-6萬美元），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則為“567”。由此可見，洋學者的成本是相當高的。
如何土洋相濟，提高整體水平，袁志剛給了三方面的答案。
其一，引進是需要的，尤其是海歸博士。從經濟學研究的手段方法方面看，中國與海外的差距還是比較大，尤其是計量分析。經濟學大師、諾貝爾經濟學獎基本上在美英產生。所以吸引海歸博士是必要的，方法是增加資源投入，通過服務社會，以高端培訓為突破，聘請高端的教授。目前財力還比較困難，復旦經濟學院準備推出一個新的做法，請世界頂級經濟學教授前來授課，每學期4位，各授課一星期左右，連續3年。模仿當年福特班的模式，給每位教授配備一位助教，由30多歲的青年學者擔任，這樣可以帶出一批自己的年輕教授。當年張軍就是從福特班當助教成長起來的。目前已經聯系了兩位諾獎得主———德國的塞爾滕和挪威的基德蘭德。
其二，用事業來吸引人。靠錢買不來人心，在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復旦校園，一幫志同道合的年輕人潛心學術，熱烈討論，這樣的氛圍，比高薪更能留住真正的學者。
其三，非常重視本校畢業的人才。袁志剛說，首先在收入上，沒有辦法與國際接軌，因此在師資隊伍建設中必須重視自己培養的人才；其次國外來的洋博士情況非常復雜，有些是被國外名校篩選下來的，對中國情況又不了解，還不如本土人才，本身就是高材生，素質和潛力都特別好。所以在做海外引進的同時，絕對不放棄自己的學生，應給這些青年學者以充分的成長條件。一方面課程不斷進行國際化改革，一方面把自己的人才送出去開闊眼界，比如青年才俊“四大才子”每年都有出國交流的機會。
由于經濟學成為顯學，更多的大學開始重視經濟學。與淵源深厚的北大、復旦相比，引進人才必然成為這些大學的主旋律。例如上海交通大學，與整個交大向綜合性大學發展的戰略相匹配，“加強管理科學，發展經濟科學”被確定為重要戰略。費方域教授有經濟學界外交家之稱，他經常肩負物色引進海外人才的使命，利用自己的交際網絡，奔走于美歐。交大近年來請了很多國外名牌大學的講座教授，迅速把博士生的教育水準提高，縮小與國外專業方面差距。還積極推動中外合作，如與實驗經濟學掌門人史密斯合作，共同成立了上海交通大學佛農·史密斯實驗經濟學研究中心，史密斯還帶隊來培訓交大青年教師，并建立了亞洲最大之一的實驗經濟學實驗室。哈佛大學的合同和產權理論的權威奧里佛·哈特，也被請到交大，推進合同理論和組織經濟學兩門學科的建設。
不管側重“洋”還是“土”，實際上，請進來、走出去是共同的選擇。“要有好的發展戰略，遠大的目標，好的眼光，好的機制”，費方域總結經濟學家批量培養的秘籍。對中國經濟發展和對經濟學研究的雙重使命，催熟了新一代經濟學家。（記者
馬海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