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婕
目前在上海至少有1.5萬家網絡電話話吧，平均每家話吧一個月的話務量是1.5萬～2萬分鐘。以此推算，傳統電信運營商每月至少有2.25億～3億分鐘的話務量被分流。如果按照現行IP電話的長途資費———每分鐘3毛錢計算，僅僅因為傳統語音電話被分流，上海傳統電信運營商在一個月內至少損失6750萬～9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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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P業務究竟屬于語音業務，還是屬于增值業務，目前仍然有很大爭議，沒有明確界定。
“通知中沒有什么處罰措施，我們也沒有辦法管。”9月22日，上海市通信管理局一位負責人對《每日經濟新聞》表示。
也就在這天，新華社援引信息產業部有關負責人的發言稱，中國電信和中國網通，分別被批準在廣東深圳、江西上饒和吉林長春、山東泰安進行試點，掀起了電腦對電話(PC
to Phone)方式網絡電話的商用試驗。
事實上，早在7月18日，在下發給各地通信管理局和運營商總部的電函(2005)413號《通知》里，信產部的一紙通知就給國內六大電信運營商以及數千家在灰色地帶經營“網絡電話”的公司戴上了緊箍咒。
為深度解析個中利益鏈條，《每日經濟新聞》為此進行了長達兩個月的深度調查。
民間資本暗流涌動
工薪族的張濤(化名)最近突然辭去工作，一頭扎進了商海。為了給他的第二家“話吧”選址，他的那輛摩托車幾乎跑遍了上海市區所有熱鬧的街道。
這個“話吧”是他最近發現的一種賺錢新方法。“投資不到1萬元，不用半年就能收回成本。”張濤說，在朋友的指引下，他的第一家話吧三個月前開張，現在每個月能凈賺3000元。
記者在張濤位于銅川路已經開業的話吧里看到，一臺可計時計費的電腦、一個網關、一根寬帶線、八部電話、幾張桌椅，構成了話吧的全部家當。幾平方米的地方，短短十分鐘內就有三人進來打長途電話。張濤說，來這里打電話的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因為電話費便宜，一些本地居民也會光顧。
經過多日的走訪調查，記者發現，像張濤這樣的話吧，最近在上海“火的不得了”。因為成本低，回報高，許多工薪一族都選擇了這個賺錢的行當，“話吧”像雨后春筍一般，迅速在滬上的各大鬧市區興起。
然而，這樣的“話吧”，用的卻不是現在流行的IP電話。張濤說，這是一種新興的通信技術———VoIP，話吧里的電話，又叫“網絡電話”，它依托的是寬帶互聯網，與現有通過電信網打電話的技術有所不同。話吧受歡迎的原因，是因為網絡電話的話費比普通電信運營商語音服務便宜。
“我現在的報價和電信運營商一樣。不過，隨時可以調整，里面的利潤空間很大。”張濤說，以國內長途電話為例，市面上IP電話的國內長途資費是每分鐘3毛錢，他的網絡電話也同樣定價3毛，可是成本只有1毛錢。計時器每跳一分鐘，他就凈賺2毛。“我也可以把電話費降到2毛一分鐘，賺得少點，不過會吸引更多顧客。”張濤說。
“我從代理商那里批發話務量。”張濤說，所謂話務量，其實是代理商和話吧之間進行交易的產品，一般以分鐘計算。話吧向代理商買話務量，再賣給客戶，從而賺取差價。
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網絡電話吧其實只是一個運營的終端。一個由VoIP技術催生的商用產業鏈已經悄然形成。在這個產業鏈中，話吧面向顧客，它的上游是各級代理商，代理商又從電信運營商或虛擬電信運營商(沒有網絡卻提供基礎電信服務的運營商)處購買話務量，從而形成一個完善的市場分工。
然而，這條由新興技術帶動的產業，卻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陽光”產業。
暗涌下的利益博弈
7月初，張濤朋友的話吧終于“出了事”。“運營商大白天就開著車來搶設備。”親眼目睹這一情景的張濤擔心，這樣的災難有一天會降臨在自己頭上。張濤心里明白，他搶的，不是一般人的飯碗，而是電信運營商的生意。
“網絡電話對傳統語音業務沖擊很明顯。”上海市長途電信局一位內部人士說，由于節約通信成本，網絡電話備受市場歡迎。2004年以來該局話務總量雖然在上升，但傳統語音業務被網絡電話分流的趨勢日益明顯。
根據流傳在虛擬運營商中間的說法，目前在上海至少有1.5萬家網絡電話話吧，平均每家話吧一個月的話務量是1.5萬～2萬分鐘。以此推算，傳統電信運營商每月至少有2.25億～3億分鐘的話務量被分流。如果按照現行IP電話的長途資費———每分鐘3毛錢計算，僅僅因為傳統語音電話被分流，上海傳統電信運營商在一個月內至少損失6750萬～9000萬元。盡管他們仍可以通過寬帶租賃等業務回收部分利潤，但與損失的收益相比，無異于杯水車薪。
中國信息產業研究工作室咨詢顧問蔡光禹說，對于來勢洶洶的網絡電話，運營商的心態異常復雜。無論這一業務開展與否，運營商都將面臨主流語音業務被分流帶來的經濟效益上的損失。做，網絡電話的資費必然低于傳統電信資費，運營商收入會減少；不做，VoIP技術大潮襲來，民營資本的介入將使運營商語音業務經濟損失更大。因此，政策成為運營商手中的最后一張“王牌”。
據《財經時報》報道，7月18日信產部向各地通信管理局和運營商總部下發一份電函(2005)413號《通知》。在《通知》里，信產部態度強硬地要求：除中國電信和中國網通能夠在部分地區進行PC
to Phone方式IP電話商用試驗外，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從事這項業務。
然而記者在調查中卻發現，信產部制定的“游戲規則”卻并未被嚴格遵守，包括電信、網通、鐵通、移動和聯通在內的五大運營商，都在不同程度地開展網絡電話業務。他們與代理商達成口頭協議，向代理商低價批發“話務量”，同時還有針對性地進行“話務量返送”或免費使用設備的優惠活動。
與此同時，一些并沒有運營資格的“虛擬電信運營商”，打著某某技術有限公司之類的旗號，通過向電信運營商租賃設備，或者自己私自搭建系統平臺但在境外落地的手段，私下里開展針對公眾和企業用戶的網絡電話業務。而這些“虛擬運營商”發展出來的代理商和話吧，由于影響了運營商的利益，自然也成為傳統電信運營商重點打擊的目標。
“雖有違規之嫌，運營商開展網絡電話業務也很無奈。”中國網通一位人士坦陳，因為進入門檻低，大概六七百萬元就能做一個虛擬運營商，他們不能無動于衷。另一方面，運營商之間也存在競爭，如何尋找新的業務增長點也是擺在他們面前的難題。于是，便有了運營商一邊喊打，一邊卻私自發展業務的格局。
飽受爭議的新技術
“即便是這樣，運營商也沒有資格動別人的設備。”張濤有點忿忿不平，“按照運營商的說法，個人用戶申請的寬帶不能做商業用途，但是頂多也就是罰點錢、把寬帶斷了，怎么能搶設備呢？”
那么，運營商查處話吧的做法是否妥當？違規話吧的查處，究竟應該由誰來負責？
“現在的情況，和IP電話發展初期遭遇的情況非常像。”上海通信管理局一位人士說。
1997年，福建省福州市馬尾區的一個網吧個體戶率先向市場推出IP電話。主事人陳氏兄弟租來電話線、交納了市話費和上網費，然后向顧客提供基于網絡的長途語音傳輸服務。那時郵電部門的國際長途每分鐘收費約28元，陳氏兄弟的IP電話只收4.8元。兄弟倆的生意因此火爆非常。
結局是當地郵政局舉報了陳氏兄弟。1997年12月，兩兄弟的網吧設備被區公安局沒收、人員遭扣押，馬尾區法院判決“非法經營電信”，且屬于“新類型犯罪”。兩兄弟不服上訴，1999年1月福州中院作出終審裁定：馬尾公安分局不能證明IP電話屬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由電信部門統一經營的長途通信和國際通信業務。
在福州法院裁定公布的當天，信產部兩位司局級官員約見媒體，聲明針對部分城市的未經許可經營IP電話或利用租用專線經營國際電信業務等現象，電信管理部門將予以嚴厲打擊。
“VoIP業務究竟屬于語音業務，還是屬于增值業務，目前仍然有很大爭議，沒有明確界定。”信息產業部科技委員會常務委員謝麟振教授說，這是一個具有顛覆性的新興技術，有關這一技術的市場及監管政策，尚需要摸索。
正因為如此，所以各地電信監管部門對此態度不統一。上海市通信管理局上述人士說對于市面上出現的違規話吧，他們也束手無策。正是基于這種狀況，所以他們只能遵循“抓大放小”的原則，從總量上對運營商加以控制。
不過，《每日經濟新聞》從相關渠道獲悉，一些地方的監管部門對違規話吧的查處還是相當嚴厲的，比如江蘇省。
對于這一爭議，開展網絡電話經營公司有自己的解讀：網絡電話產生的是數據流，應該算做增值電信業務。根據規定，增值電信業務已經對外開放，所以他們有資格做。雖然《電信業務分類目錄》有規定，不過頂多也是“違規不違法”。打著政策的擦邊球賺錢，國家奈何不了他們。關鍵是要和地方電信運營商保持良好的關系，以防陳氏兄弟的悲劇再次上演。
VoIP(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是一種以IP電話為主，并推出相應的增值業務的技術，也就是將原為模擬的聲音訊號以“數據封包”的型式在IP數據網絡上做實時傳遞，通過Internet網絡進行語音傳輸的一種全新通訊方式。
由于VoIP是一個新事物，到目前為止全球范圍內還沒有國家或地區針對VoIP制定出完善、全面的管制規則。圍繞這一技術發展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幾方面：VoIP是否歸為傳統的電信服務？VoIP運營商的準入政策如何制定？VoIP帶來的安全問題如何解決？
據了解，日本、新加坡政府已分別于1998年至2000年間將其納入電信業務，采取較為簡單的許可方式，對VoIP進行“輕手管理”。而對于VoIP的準入，只有俄羅斯政府在今年2月21日明確提出實行許可制。其余國家都持觀望態度。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