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醫院走進“怪圈” “在我看來，到我們醫院來就診的外地病人，只有20％是真正有這個必要的。”高主任是北京一家大醫院某大科室的主任醫生，在他看來，這20％的病人大體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地方醫院無法確診或從未診治過的疑難雜癥；一種是“被那些小醫院治得亂七八糟
收拾不了的”，繼而求到大醫院門下。 來自黑龍江佳木斯的鄭強已連續四個多月被胃疼和胸疼所煩擾。鄭強屬于林業系統，從地方林業局醫院、管理局林區醫院，到哈醫大一院、二院檢查，都查不出結果，“地方醫院的醫生說你這病怪了，查哪兒哪兒沒毛病”，一個多月前鄭強出差去外地，又被這種莫名的疼痛折磨了十幾天，家人最后決定轉到北京來治療。
在高主任看來，大醫院與小醫院存在醫療水平之差是毋庸置疑的。不少基層醫院在硬件設施上毫不遜色于大醫院，“醫療水平的差異，更多體現在軟件上。”高主任說，以他自己所在的科為例，擁有博士學位的醫生占了80％~90％。
“大醫院的優勢在于能夠最大限度地延攬人才，另外大醫院的信息來源廣，國外很多新的醫學信息我們很快就可以下載，也很快就可以用于臨床。”高主任說，如今已形成這樣的“怪圈”：醫院不斷有新的病例出現，醫生得的病源多了，能夠確診的病例也多；地方醫院或小醫院，則因為“實戰”病例太少而使病源流失，從而不斷陷于萎縮。久而久之，大醫院更大，小醫院更小。
政府和市場都失靈了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說，“國家對國有醫院的投資下降，過去的醫院是收支兩條線，醫生不用擔心收多少錢，你要考慮的是怎么治病，醫生拿的工資是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的。現在國家的投資下降了，政府沒有給醫院提供足夠的補償，那么，誰的規模越大，誰的病人越多，誰掙得越多，誰的自我補償越多，誰就越容易生存。”
現有的醫療保險制度同樣鼓勵著大醫院的壟斷和收費：私人醫院的看病費用在現有制度下是不給予報銷的，這使得公立大醫院失去了天然的對手。
另外，人大常委委員鄭功成說，實際上，醫療保險機構是醫療服務的最大買主，應該說是最有實力和醫院進行利益博弈、控制醫院行為。“我們醫療保險制度雖然叫統賬結合，實際上社會統籌那一塊才是我們的醫療保障制度，但是它又把個人的保險劃出去了，所以社會統籌部分就顯得有限，只能解決大病、住院，老百姓一般的疾病沒有辦法解決。像北京是板塊式的，社會統籌支付住院費用，個人賬戶支付門診費用，導致個人賬戶的積累非常多，大家都不愿意看門診，不花個人賬戶的錢，小病大病都最好找大醫院，住院費用統籌基金支付。醫院為了爭取病人，也配合這種扭曲，擴建、增加病床，最終導致醫療費用增高。”
李玲說，“保險公司與醫院的良性關系應該是醫療市場化健康的保證。西方國家的保險公司對醫院的控制是非常嚴格的。保險公司跟醫院簽約，包給你這么多人，每個人一年多少錢，必須把所有治療包了，如果超出了保險公司支付的費用，醫院自己補上，如果有多余，就是醫院的收入，這種體制下，醫院有積極性控制成本，就不會濫用藥品和檢查。”
“我們的問題在兩方面，政府失靈了，市場也失靈了。”李玲說，現在大家看到的現象都是在醫院里面，其實很多方面都是連在一起的，比如，社會保障體系，醫療服務體系，醫藥和醫療器材體系，以及稅收和政府的投入，彼此滲透、彼此影響。朱文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