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郭高中/湖北監利報道
監利成為湖北省關于“三農”問題各項改革的試點
“辛辛苦苦三百天，灑盡汗水責任田;畝產千斤收成好，年終結算虧本錢。”
這是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角湖村農民李開明老人2000年春節貼的對聯。也就在這一年的2月10日，棋盤鄉黨委
書記李昌平向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基寫信，反映“三農”問題的嚴重性。他在信中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五年后的今天，李開明老人吟出“千年等一回，種田不收稅”的詩句來表達他的欣喜之情。但是記者發現，負擔大大減輕后的農村仍有很多問題迫切需要解決。
“我們感謝李昌平”
2005年8月4日，記者來到棋盤鄉棋盤村。村里馬路沿線新出現了很多漂亮的小樓房，村民說這些都是近兩三年蓋起來的。
村民李正勇就住在他新建的兩層小樓里。樓房外面貼著白色的瓷片，屋里有洗澡缸，有飲水機。
李正勇家里五口人，兩個勞動力，種了兩畝半稻谷，還承包了一畝魚塘養殖黃鱔；他家的門上貼著監利縣“糧食直補政策告農民的公開信”，監利縣用寫信的方式宣傳政策，接受群眾監督。
在李正勇給《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看的“湖北省農村稅費改革政策監督卡”上，2005年農業稅及附加、“一事一議”籌資和籌勞各欄都填寫著“免征”字樣；糧食直接補貼情況一欄，填寫著“39元”。
他笑著說：“我們村有企業，所以連一事一議籌資和籌勞的費用也不用交了，沒有一點負擔了。”
自從李昌平寫信反映這里的情況以后，監利就成為“三農”問題的熱點，長期為媒體所關注;監利也成為湖北省關于“三農”問題各項改革的試點。
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也一直在這里蹲點。2000年以來，他曾經13次來監利調研和視察各項政策落實是否到位。
棋盤鄉角湖村農民李開明老人給《瞭望東方周刊》算了筆賬:2000年他種一畝稻谷，收成好的話大約是1000斤，當時谷價三毛多，只能收入300多元，負擔每畝將近400元，還有一畝地150元的成本。扣除勞動力的話，每畝地一年辛苦到頭要賠200元。所以前幾年他的田寧愿撂荒也不愿耕種。
今年一斤稻谷能賣七毛多錢，一畝地700多元，負擔31元，糧食直補35元，扣除150元成本開支，一畝地純收入500多元。
2005年，和全國其他25個省市一樣，湖北省也全部免除了農業稅。而在此前，當地的農民負擔正如李昌平所言“重如泰山”。
他在給總理的信中說，2000年以前田畝負擔和人頭負擔兩項加起來每人每畝350元左右。有的村光人頭負擔就高過500元。
由于負擔過重，導致農民棄田出去打工的現象日益嚴重。李昌平用“洪水”來形容盲目外出的民工流。他寫道：“我們鄉有4萬人，其中勞動力1.8萬人，現在外出2.5萬人，其中勞動力1.5萬人。今年棄田棄水面積達3.5萬畝，占全鄉總面積的65%。”
如今農業稅全部免除后，農民需要負擔的只有“農業排水費”、“經營性水費”、“一事一議”和“村組排水費”。這些全部加起來，每畝上限不能超過31元。
對李昌平，監利官方和民間有著截然不同的評價。
8月4日下午，監利縣委宣傳部主要領導找記者“談談話”。他一再強調記者要注意，“李昌平不是英雄，不能像有些媒體那樣把他當作英雄來看待”，但他也承認李昌平反映的問題基本屬實。
但采訪中，記者深刻感受到老百姓對李昌平的感激之情。
當記者問李正勇認不認識李昌平時，他笑得很開心：“當然認識。”接著就講起了李昌平幫他推手扶拖拉機的往事。在場的其他村民也親切稱呼他“昌平書記”。
在福田寺鎮采訪時，群眾也認為農民今天負擔的減少和他有關系。他們說:“這封信反映得很及時。我們感謝李昌平。”
監利干部“瘦身”
干部隊伍無限膨脹，“吃皇糧”的人越來越多，這也是造成農民不堪重負的重要原因。李昌平曾在他的信中形容干部多如“蝗蟲”。他說1990年棋盤鄉吃稅費的干部不過120人，2000年超過340人，且增長的勢頭無法控制。
但這些現在已經發生了變化。
現任棋盤鄉黨委書記、鄉長柳惠鈞曾經和李昌平共過事，當時柳擔任鄉長，李昌平擔任黨委書記。
柳惠鈞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棋盤鄉機關干部目前已經減少到在崗56人;原來全鄉25個村和6個養殖場一共386人，現在減少到145人，每年減少財政包袱300萬元。
全部免除農業稅的第一階段任務完成后，2005年6月24日和25日兩天，湖北省召開了全省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會議。會議要求全面落實免征農業稅政策的同時，積極開展“鄉鎮機構改革”、“農村義務教育體制改革”和“縣鄉財政體制改革”為重點的綜合配套改革;會議同時要求“努力化解鄉村債務、堅決防止發生新債”。
監利作為湖北全省鄉鎮綜合配套改革的七個試點縣市之一，已經基本完成這項改革。
目前監利全縣21個鄉鎮的84個領導機構（每個鄉鎮傳統意義的黨委、政府、人大和政協“四大班子”）已經減少到63個;鄉鎮黨政領導成員由310人減少到186人;機關工作人員由1302人減少到865人。各鄉鎮除了中小學和財政所以外，原來的計生所、國土資源所、林業管理站等原屬于事業單位的“七站八所”全部轉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
福田寺鎮政府原有各種“吃飯人口”170多人，近年來不僅將沒有編制的臨時人員全部清退，黨政機關干部也減少到55人;和全縣其他鄉鎮一樣，鎮黨委書記和鎮長由一人兼任，鎮長改任人大主席，在全縣公開競聘;黨委、政府、人大三大班子領導只有九個人;政協班子改設為聯絡辦公室，減少人員。
據了解，這項改革今年將在全國推廣。
年僅26歲的小吳今年在考試中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奪得了福田寺鎮人大主席候選人的資格，成為監利縣最年輕的正科級女干部。
爭田矛盾增多
隨著監利“減負”的落實，農民越來越感受到種田的利益。以前被視為“枷鎖”而長久拋棄的責任田，現在又變成了“金疙瘩”。外出農民紛紛回來索要自己的田地，由此產生的矛盾急劇增多。
僅僅在2003年冬天到2004年春天幾個月時間里，監利縣汴河鎮就發生此類糾紛100多起，平均每村三到五起。全縣農民為爭田而打罵吵架的、寫信告狀的、集體上訪的事件直線上升。
而這不僅僅是監利和湖北出現的現象，全國減免農業稅政策實施后，這種現象比較普遍。早在此前的黑龍江、河南等農業大省，就已經為這類問題感到頭疼。
監利縣白螺鎮韓埠村一農婦為爭回自己的責任田喝掉農藥，幸搶救及時未出人命；棋盤鄉農民因為爭田而到武漢上訪，直至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批示解決才罷休。
余愛民認為這成為中國農村繼農民負擔問題之后出現的又一個大問題。
由于前些年農民棄田撂荒嚴重，土地被重新配置的現象十分普遍。監利縣也出現了很多種田大戶。
白螺鎮聯盟村全村223戶人家，1500畝土地，“段”姓一家就種了1070畝；橋市鎮男塘村張新芝從1996年開始種了全村2000畝地。據監利縣統計，全縣種植600畝以上的大戶有80多個，100多畝的有上千個。一般來說他們都與村委會簽訂了10到20年的合同。
余愛民說：“當時土地撂荒，上繳的負擔沒有人承擔。各級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把地重新劃并給這些大戶。這些大戶曾經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在監利，農民與種糧大戶的沖突也比較普遍，有的農戶采取過激行為，不給就搶。
還有一些村鎮將撂荒的土地抵押給債主。
余愛民說:“由于鄉村債務沉重，以田抵債的現象比較普遍，由此產生的矛盾也很多。”
不僅如此，農戶與農戶之間、農戶與村干部之間因為棄田爭田也產生了許多矛盾和沖突。
鄉村債務成為最大困難
為了化解農民爭土地的矛盾，湖北省從2004年9月在全省范圍內開展了“依法完善農村土地二輪延包工作”，要求各地“摸底調查、制定方案、排解矛盾、確權確地、填證頒證”。
余愛民同時兼任監利縣土地延包辦公室主任。他認為農民回來搶地是為了分利。政府可以和大戶協商，讓出部分利益給農戶，這樣既照顧了大戶的規模經營，又照顧了農民的合法利益。
而讓柳惠鈞感到最困難的還是鄉村兩級的債務問題。
目前監利縣778個村總負債41億多元，其中有息借貸24億多，欠債在100萬以上的村82個，50萬到100萬之間的139個。
棋盤鄉財政所所長王書紅給《瞭望東方周刊》介紹了棋盤鄉欠債的情況:2000年債務最高多達4700萬元，光三年洪水救災就欠下800多萬。這些年盡管多方籌集資金還債，還剩下2000多萬，各村還有1500多萬。”
柳惠鈞給記者講述了鄉村干部被債主逼債的苦惱:原棋盤鄉桐湖總支書余祥州因公欠朱河鎮何老五兩萬多元錢，2000年底，被逼債者砍傷;時任棋盤鄉鄉長的柳惠鈞也被圍堵漫罵五個多小時。
2001年，一債主砸鄉政府辦公桌，搬沙發睡在柳惠鈞的寢室門前不許他出門;2002年一債主攔住了棋盤鄉政府的車，將車上的人趕跑，車扣押。
監利縣委宣傳部袁呈彥部長認為鄉村債務往往由以下幾方面構成:中小學教育、計劃生育、農村程控電話網絡建設、電力建設、農村基金會放貸形成的呆死賬，還有沒有收上來的農業稅費和排灌費、長江大河防汛費用等。
農村的債務問題怎么化解？袁呈彥認為，“各家的孩子還得自己抱。”
“中小學教育、計劃生育和長江大河防汛費用應該由國家來買單，”他說，“但農村程控電話網絡建設、電力建設等費用，是不是應該讓農民作為股東參與分紅，或者由相關企業買單？”
公益事業怎么辦
稅費改革以后農村的公益事業要不要辦，怎么辦，這也成為當前農村干部面臨的一大難題。
監利縣周老嘴鎮羅家村11組的田集中在一個低湖的鍋底，淤泥齊腰深，農民割谷子要帶兩個大盆。“谷把子”只能放在盆里，捆好后再放到另外一個盆里運上田埂，然后再挑出去。
村委會主任羅必忠說：“這樣落后的生產環境要不要改善？我們沒有錢，也不敢做。”
記者在橋市、汴河、柘木、分鹽和白螺沿洪湖幾個鄉鎮采訪中發現，那里的農民對辦水廠特別感興趣，也舍得拿錢，這是因為當地群眾長期飲用被污染的河水。
他們這樣形容自己喝的水：“春天喝肥水，夏天喝漬水，秋天喝麻水，冬天喝黃水，一年四季喝苦水，干旱起來還沒有水。”
橋市鎮副鎮長李萬發問：“像這樣惡劣的生活環境鎮里要不要改善呢？”
由于稅費改革的進行，基層干部缺少資金來源辦鎮村公益事業。一個村干部對《瞭望東方周刊》說：“辦（公益事業）可能冒風險，上頭處分你，下頭怨恨你，像豬八戒照鏡子，何苦呢？”
余愛民感嘆說:“農村干部群眾對公益事業的熱情令人感動;但是從長遠來看,還需要國家制定配套的資金投入和相關政策,農村公益事業必須有制度保障。”
一直以來，確保農民負擔得到明顯減輕、不反彈，確保鄉鎮機構和村級組織正常運轉，確保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正常需要是衡量農村稅費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
余愛民說:“我覺得還應增加一個確保,確保鄉村必要的公益事業建設需要。”
李昌平其人
李昌平：原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成為“中國最著名的鄉黨委書記”，是因為他給朱基總理寫了一封信，述說農村現狀：“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他在監利縣棋盤鄉掀起的那場轟轟烈烈的農村改革，也觸發了尖銳的矛盾和沖突，然后由于種種原因，他不得不“自愿”辭職，遠走他鄉，成為一名南下的打工者。
2002年1月，他出版《我向總理說實話》（光明日報出版社）一書，得到了媒體的廣泛關注，被多家媒體評為年度新聞人物。
李昌平南下打工后，又曾在北京《中國改革》雜志任職；現在香港樂施會貴州辦事處致力于扶貧等慈善事業。
編輯：林彥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