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家庭之二王英（化名，清華大學退休職工）
孤兒媛媛：北大西門立下志愿
女兒建議參加活動
認領47號艾滋孤兒媛媛的是家住頤和山莊的清華大學退休職工王英。
8月10日下午，記者來到王英位于頤和山莊的家中。王英指
著女兒李婧屋里的兩張單人床說：“我們家親戚里女孩很多，來我家就讓她們跟我女兒祝這次正好讓媛媛住在這里。”
王英上個月剛剛從清華大學接待中心退休，她的丈夫李勇是位出租司機。李勇每天早上7時出門，無論運營情況如何，下午5時他都會準時回到家中，他每個月的平均收入不到兩千元。
王英說，她是在女兒李婧的建議下參加此次活動的。李婧今年21歲，剛從首都經貿大學畢業。她是先天性三級肢殘。王英說，李婧出生后，他們一家曾經感受過來自社會的溫暖。“她能想到關心別人，我們很高興。”
“高考就考北京的學校”
媛媛今年14歲，身高1.7米，膚色較黑，體型偏瘦。她的母親于2003年6月因感染艾滋病而去世。
昨天上午11時左右，參加完夏令營開營儀式的王英一家帶著媛媛來到天安門廣常
前往天安門的路上，王英一家和媛媛聊著家常。媛媛話不多，在被問到問題時才說話。
在人民大會堂、人民英雄紀念碑和國旗桿前，王英一一為媛媛拍照留念。在走向奧運會開幕倒計時牌的路上，王英問道：“2008年你上高三，面臨高考了。高考就考北京的學校吧。”
“嗯。”媛媛低頭看著腳下，抿嘴笑了笑。
在得知媛媛的成績在班里80多個學生當中總是排在前三名后，王英拉著媛媛的手，連聲說：“有希望１她說：“要改變自己的命運，你必須加倍努力才行。”
媛媛看著王英，用力點點頭。
“你在北京已經有家了”
午飯后，一家人又來到清華大學。從清華大學校門開始，王英一家帶著媛媛仔細地游覽了清華校內的各處自然和人文景觀。在清華大學工作了20年的王英對每處景點介紹得都很詳細。媛媛時而點頭，時而低頭，若有所思。
在北大未名湖邊，媛媛說她很喜歡學歷史。王英說：“回去之后好好學習，先考一個好的高中，再考好的大學。經濟方面有什么困難盡管跟我們說。要以北大清華這樣的名校為目標。如果上不了北大清華，也盡量來北京上大學。畢竟你在這兒已經有家了嘛。”媛媛點了點頭。
下午6時左右，一家人來到北大西門。王英拉著媛媛，問道：“你喜歡文科還是理科？”
媛媛低頭想了想，說：“文科。”
王英高興地說：“既然你喜歡文科，以后就來北大上學，好不好？”
媛媛揚起臉，笑著答道：“好１
心家庭之三何景琳（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駐京辦事處項目官員）
孤兒田田：她是個漂亮的媽媽
新華書店里挑選圖書
開營儀式結束后，田田走進了這個北京的家。一家人匆匆吃過麥當勞后，來到了位于北禮士路的新華書店。
這是何景琳一家常來的書店。田田對那些裝潢精美的書很感興趣，可是當何景琳問她想要買什么書時，她就顯得有些不好意思，拿起一本又放下一本，有時還會注意書上標的價格。好不容易她挑了一本書，叫做《看我青蛙變王子》。
何景琳為田田想得很周到，一家人逛商場時，她給田田買了衣服和鞋，想到要帶孩子去游泳，還買了泳衣。一路上，何景琳詢問田田讀書和生活的情況。跟孩子說話時，何景琳的聲音總是很輕柔。
漸漸地，田田的話開始多起來，她偷偷地告訴記者：“她（何景琳）是個漂亮的媽媽。”
初來乍到“有點害怕”
來自安徽阜陽的11歲女孩田田被安排由39號“愛心家庭”何景琳一家“認養”。
田田說，她是在開往北京的火車上才知道將單獨住到“愛心家庭”中，她“有點害怕”。
在開營儀式上，她給濮存昕叔叔遞去了一封自己寫的信。在信里，田田告訴濮存昕：爸爸勸架時被別人從背后捅了一刀，流了很多血，必須要馬上輸血，沒想到輸的是壞血，2004年7月去世了。
田田未來兩天的“媽媽”何景琳是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駐京辦事處的項目官員。她的丈夫王洪源是北京大學醫學部副教授，他們有一個7歲的女兒萱萱。
萱萱為田田準備的禮物是一條刻著“一生平安”的項鏈。
“希望他們不再害怕”
按計劃，何家晚上將把田田帶到位于回龍觀的家中，她將和萱萱睡在一間里。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她們還要去游泳和在家里做手工。
記者離開時，田田說，她現在已經沒有夏令營剛開始時那么害怕了。
這次帶著田田來北京的阜陽市艾滋病貧困兒童救助協會發起人張穎告訴記者，田田是個很懂事的孩子，每次說起爸爸她都要掉眼淚。
“她很會唱歌。”張穎說，“田田平時話很多，是個很開朗的孩子，經常唱唱跳跳的。”
何景琳對記者說，一般家庭的孩子需要什么，這些艾滋孤兒也就需要什么。她希望田田把這里當自己家，不再“害怕”。
■對話
過于關愛也是一種歧視
昨天下午，就如何對待艾滋孤兒等相關問題，記者采訪了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駐京辦事處項目官員何景琳女士。
記者：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簡稱規劃署）在中國如何與政府合作開展工作？
何：這個規劃署是由聯合國10家機構聯合組成的組織，現在只有8個人，目前主要是做協調工作，包括聯合國內部和與中國政府的協調合作。我們的工作包括5個領域，一是政策開發和倡導；二是促進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以及非政府組織之間等的伙伴關系；三是促進國際國內信息交流；四是對項目的督導評估；最后一塊工作是資源的籌集，包括資金的籌集和人力資源的開發等。
記者：此次夏令營你們做了什么工作？
何：這次我們并沒有直接地投入工作，但是我們很關注，因為長期受到艾滋病影響的主要是兒童。他們的活動需要我們幫助協調和推廣。
記者：對艾滋孤兒來說比較好的救助模式是什么？
何：救助孤兒的方式很多，國際上普遍認可的是讓艾滋孤兒在他們生活的地方得到支持。比如說，讓家庭就地領養，但有時候達不到，比如當地很窮沒有合適的領養家庭，這時就需要外界的力量，或者其他地方將其領走，送到孤兒院或是其他地方。比較理想的還是回到社會中去，回到家庭中去，而且不離開他生活的地方。因為孩子要換一個地方對其心理是個很大的影響。有一些例子是將孤兒帶到一個地方生活、讀書，最后他找不到適合自己的工作，使他面臨一個更加難以選擇的處境。但是如果當地沒有能力解決，就只能送到外地去。這個問題只能因地制宜，不要一刀切。
記者：在某些環境里，比如夏令營，周圍人過多地關注這些艾滋孤兒，會不會對他們產生不利影響？
何：過于關愛其實也是一種歧視。我們只要像對待一般的孩子一樣對待他們就夠了。但是有像夏令營這樣的機會，我們又會想機會難得，所以盡量地讓他感覺到愛心。這時候把握的尺度就比較難。但是作為愛心家庭，一定要掌握這個度。過于關心也會在他的心里投下不好的影響。
編輯：林彥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