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對這種批評是不服氣的，他后來說： “從1940年3月前后至7月，華北抗日根據地大片地迅速變為游擊區。大破襲戰之前，只剩下兩個縣城（本書前面已說，據查，縣
城是由1939年的近百個減至五六個）……原來一面負擔的群眾變為兩面負擔。”“部隊給養供應困難……形勢日趨嚴重。” 意思是，百團大戰前，“日軍停止正面進攻，將兵力重點轉移到華北”，已經開始“集中力量來搞我們”了。
彭德懷還說：
1940年2月反頑戰役獲勝后，“敵偽頑在華北地區制造謠言來迷惑群眾……如說：‘八路軍游而不擊’，‘專打友軍，不打日軍’。有一部分人上了圈套，而對八路軍產生了懷疑”。
“打了反磨擦戰役之后，必須打反日的百團大戰，表示我們是為了抗日才反磨擦的。這才能爭取廣大的中間派。”
意思是：打朱懷冰時，已經顯示了實力，幾天消滅中央軍的一個軍，實力還小嗎？
對引起蔣介石的警惕，彭更不服氣，他說：“1927年上海‘四一二’事變和長沙的‘馬日事變’，這又是誰在預先暴露了力量呢？誰在‘四一二’事變前打過百團大戰呢？
“蔣介石打過十年內戰，在十年內戰爆發前，又是誰打過百團大戰呢？
“百團大戰是蔣介石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打的……（在百團大戰前）是誰造成對八路軍新四軍那樣多的慘案呢？”
于是華北會議就變成了對彭的批判會，百團大戰被扣上了“背著中央”、“戰略錯誤”等一堆帽子。
幸運的是，當時中共黨內的“左”傾惡習還沒成氣候，彭德懷仍是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但百團大戰從此就成了一個讓人回避的話題。
1959年的廬山會議除增添了新的內容外，華北會議的那些背著中央打百團大戰的老問題又提出來了。
不幸開始了。1967年7月19日。北京航空學院六系的一間教室里。“你為什么要發動百團大戰？”“打日本鬼子唄！”“百團大戰沒有請示毛主席，受到毛主席批評？”
“嘿，不對的。打電報了嘛！毛主席、中央軍委發來了電報祝賀。”
“電報在哪里？”
“我一生無筆記，文件全燒了。你們去檔案館查，去找毛主席問嘛！”
接著，彭德懷給在場的60多名“紅衛兵小將”、造反派頭頭講起百團大戰來。
一時，氣氛變了。批判會變成了故事會、報告會。對此，中央文革的一份《快報》寫道：
“他竟恬不知恥，慢條斯理地吹噓他當時如何英雄，打死打傷多少敵軍等等，好像講故事一樣。”
過了好一會兒，一個頭頭才猛省過來，把話題轉到廬山會議上《萬言書》的問題上來。……
尾聲
由于有了1945年華北會議以來的這幾段不幸的歷史，被譽為“中外戰史上最光輝的名詞”的百團大戰也就同它的主要組織者彭德懷一道，蒙冤含垢。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仍在一些基本的方面被人議論，被列為中共黨史研究中的“疑案”之一。
局勢的根本改變，是在1990年。
為紀念百團大戰50周年，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組織編寫了《百團大戰歷史文獻資料選編》。
該書封面，刊有鄧小平題寫的四個大字：“百團大戰”。
該書的序言，為聶榮臻撰寫的《紀念百團大戰勝利五十周年》。
這本來也沒有什么特別的意思，但因為有了那幾段不幸的歷史，意味就不一樣了。
聶在1990年的評價大體上是這樣的：
百團大戰，并非偶然。它不是出于個別人的主觀愿望，而是我黨我軍根據當時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愿望而發動的。1940年，國際法西斯勢力猖獗于一時……全國人民迫切要求痛擊日本侵略者，以擺脫抗戰困境，爭取時局好轉。
對百團大戰的成果，聶榮臻評論說：
百團大戰的勝利，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心。
具體而言：
斃、傷、俘日偽軍四萬六千多人，繳獲大量槍械彈藥，對華北地區敵交通網進行總破襲……沉重地打擊了日軍的“囚籠政策”和“以戰養戰”計劃，打亂了日軍的整個戰略部署。
遏制了國民黨內妥協投降的暗流，戳穿了國民黨反共頑固派編造的“八路軍游而不擊”的謊言。事實使全國人民看清楚：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才是抗日救國的中堅力量，才是奪取抗戰最后勝利的希望所在。
中國的抗戰是世界反法西斯陣線的一個組成部分，百團大戰的勝利是對國際反法西斯斗爭的一大貢獻。
反對者往往抓住百團大戰后根據地更為困難這點不放，這是一種孤立地、封閉式地分析問題的錯誤方法。
當時是世界大戰，敵我力量的變化同整個世界大局的變化息息相關。
1940年，法國垮了，英國岌岌可危，美國還沒做好戰爭準備。到年底，美國的正規軍只有26萬人，國民警衛隊23萬人，坦克只有500輛。如果讓日軍抓住這個機會，按計劃從中國抽調35萬人去攻打東南亞，那整個局勢會大不一樣。所以，美國總統羅斯福感動地說：“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個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并且可以一直沖向中東……可以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夾擊，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割吞埃及，斬斷通過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
這一巨大貢獻，當然是中國全體抗戰軍民共同作出的。但在1940年這一最關鍵的時刻，卻如東條英機在1941年1月20日向參眾兩院作報告時說的那樣：“昭和十五年度（1940年），重慶敵軍抗戰之特色為作戰之非常消極，迄未進行主動的反攻，只有共產軍于去年8月在華北舉行比較大規模的出擊。”所以，百團大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斗的貢獻是很大、很明顯的，而沒有世界反法西斯斗爭的勝利，中國的抗日戰爭也就會更困難，持續更長的時間。根據地的空前困難的確如彭德懷所說：“今天的小的犧牲可以免掉將來的大困難。”
抗戰是全民族的抗戰，堅定全國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心，也不是一種抽象的意義。所以聶榮臻把百團大戰的勝利，主要歸功于全國人民，特別是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人民。他深情地寫道：
在“戰役準備時，得到人民群眾的掩護……保證了戰役的突然性；戰役開始后，廣大民兵和人民群眾積極參戰、支前……軍民密切配合，毀交通，拔據點，分割圍殲，英勇戰斗，使日本侵略軍淹沒在八路軍和人民群眾大破襲的火網之中，表現了中華民族的英雄氣概”。
針對過去那些風風雨雨，聶榮臻告訴我們：“毛澤東同志和我黨我軍許多領導人，都曾對百團大戰的勝利和意義作過充分的肯定。百團大戰也有值得記取的教訓，但那是次要的。”“我們應該很好地總結、學習這次戰役的豐富經驗，增強民族自豪感和愛國主義精神。”
【百團大戰紀念碑碑記】
1940年，國際風云險惡，德意法西斯橫行歐洲，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華，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為挽救時局，遏制投降逆流，粉碎日本侵略者的“囚籠”政策，在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指揮下，于斯年8月在華北戰場發起規模空前的交通總破襲戰。這就是名震中外的百團大戰。
此次戰役，從8月20日開始，到12月5日結束。我先后出動105個團，近40萬人，以正太鐵路為突破重點，在敵堡密布的2500余公里交通干線上，軍民團結，歷經大小戰斗1800余次，共斃、傷、俘日偽軍44000多人，克敵據點近3000個，破壞鐵路470余公里，橋梁、車站、隧道200余處，并繳獲大批武器裝備。百團大戰的勝利，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增強了全國軍民抗戰勝利的信心，對克服投降妥協危險起了重大作用。堪稱游擊戰爭史上的偉大創舉。（75）（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