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作用在縣一級最明顯，在大城市有限；學歷層次越高，家庭作用越小
本報北京7月31日電
工作幾個月來，曲文不時感到郁悶，甚至埋怨自己為什么沒有出生在一個大款或官員家庭。在他看來，正是因為家庭背景不同，才導致他和一位同學的工作差距。
來自蘇北農村的曲文今年畢業于南京某大學新聞系，
因為老師的介紹和自己實習時的出色表現，他留在了一家電視臺新創辦的頻道做節目后期制作工作。在家里人看來，這是一份相當不錯的工作，曲文卻不這么認為：“我只是一個打工的，沒有合同，沒有保險，即使出差時出了車禍，臺里也不會負責任。”
但曲文的一位同班同學則幸運多了，兩人同在一家電視臺，后者享受的卻是“臺聘”待遇，曲文沒有的他都有，比如各類保險、住房公積金、年終獎和過節費等等。“他即使不干活，也比我收入多。”曲文覺得自己就算拼命跑也追不上那位同學，“因為一起步，人家就把我甩出了老遠。”
曲文認為，出現這種差距并不是因為兩人之間的實力差別，而是家庭背景。“關鍵在于他父親是某電視臺的臺長。”對此，曲文的另一位同學也表示認可：“能夠被‘臺聘’的，家里都有很硬的關系。”
家庭背景越好，越容易找到好工作，這已成眾多大學畢業生的共識。北京大學“高等教育規模擴展與畢業生就業”課題組在一次針對2003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的問卷調查中發現，家庭背景越好，畢業時的工作落實率和起薪額越高，說明不同階層子女受高等教育之后的結果也不均等。“父母的社會地位越高，擁有的權力越大，社會關系越多，動員和利用這些資源為其子女求學和就業服務的能力越強。”參與這次調查報告撰寫的北大教育經濟研究所副教授文東茅認為，家長們甚至可以“直接通過關系和權力決定子女的就業”。
“很多時候，有關系的人參加筆試就是走過場而已”
2002年畢業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劉延就是一個優越家庭的受益者。他有一個在某省財政廳任要職的父親和在一家著名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母親，父親的很多大學同學都在全國的財政金融機構有著或大或小的權力。他畢業后進入的北京一家外資公司的負責人就是父親的大學師兄。工作還不到3年的劉延，已經成了有房有車一族。“他（指劉延所在公司的負責人———記者注）是看著我一步步長大的，大三下學期我就確定了這份工作。”盡管劉延對自己的能力很自信，但他認為現在擁有的一切都和家庭環境有關，“在我的就業中，爸爸一直都在起作用。”
在大學時，父親也鼓勵劉延去找工作，只是想讓他擁有這樣一種經歷。而母親則希望他能出國留學或者去考國際公務員。劉延將找工作視為人生的重要一課，“但我缺課了”。
2001年12月，劉延和同學一起參加過在武漢的一場招聘會，不同的是：同學們都西裝革履鄭重其事，滿懷著就業的期待，而劉延則一身休閑服，也沒有準備簡歷，“我就是去看看”。在同學們天南地北地趕著參加各種招聘會的時候，劉延依然過著頗有規律的生活：上午在圖書館查資料，準備畢業論文，空閑時還會打打保齡球。找工作過程中的艱辛、焦慮，劉延難以體會。
劉延還告訴記者，他父親的一個上司的侄女，只是財會學校的中專生，畢業時進了當地一家國有銀行，而該銀行是很多優秀的金融系本科生都難進的。“畢竟，我們還是生活在一個‘熟人社會’，有背景的孩子會有很多人給他們介紹工作，在一般人看來極為稀缺的工作機會在這些孩子眼中就是一句話那么簡單。”
相比劉延，周心媛找工作的經歷應該更具代表性。2004年，這位山東工藝美術學院的大四學生，因為找工作第一次來到了北京，住在一間地下室。“那是一段顛沛流離的日子。”她回憶說，“我幾乎參加了所有能參加的招聘會，投出去的簡歷數不清。”
周心媛的爸爸是山東臨沂的一位普通教師，他所能做的只是盡可能地收集一些就業信息。作為家里惟一的大學生，周心媛承載了全家的期望，但父母一直不敢直接問她工作的事。一天晚上11時多，周心媛在面試之后趕往地下室的路上，接到了父親打來的電話。盡管她想努力掩飾一天奔波的疲憊，但父親還是感覺到了。“爸爸那天晚上哭了。”
在幾次面試被拒絕之后，周心媛變得特別害怕聽到“誰有關系”之類的話。武漢理工大學99級機電學院的畢業生胡蕾也是這樣。這位經常拿到專業獎學金的女孩通過了很多家國有大型企業的筆試，但往往在面試中被淘汰。
在一次筆試中，自信的胡蕾告訴了同專業一位男生不少答案，但最終只有那位男生被錄用。“后來我才知道，他的爸爸就是這家公司的副總經理。”胡蕾說，“有時候競爭到最后，其實大家的能力都差不多，但對于有關系的人來說就不一樣了。很多時候，這些人參加筆試就是走過場而已。”
知識和能力還是關鍵因素
文東茅副教授在研究中發現，日本一次全國性的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調查曾顯示：父親的職業和學歷對個人的教育成就和現職都具有巨大影響，并得出結論———“理應平等的教育機會，事實上隨出身階層而異”。而北京大學教育經濟與管理系副主任岳昌君博士也認為，父母學歷高、職業好，會讓子女在教育和就業上更有利，這種“代際傳遞效益”在中國很明顯，在全世界也普遍存在。
北京大學“高等教育規模擴展與畢業生就業”課題組2003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的問卷調查，一共取得來自7個省34所高校的15222份有效樣本。
文東茅在分析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父親職業為行政管理人員、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其子女工作的落實率和升學率均高于平均水平；而父親職業為農民、個體工商人員、商業服務人員以及離退休、無業、失業、半失業人員，子女工作落實率和升學率均低于平均水平。而行政管理人員子女的工作落實率要比農民子女高出約14個百分點。“父親的社會階層越高，畢業生的平均起薪額也越高，父親為農民者比父親為行政管理人員和經理人員的畢業生平均月收入分別少400元和300元。”
而在岳昌君博士看來，對大學畢業生就業的影響，家庭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在縣一級體現很明顯，在大城市所發揮的作用則很有限。他在調查中發現，學歷層次越高，受家庭背景的影響就越弱，“但在專科層次上，有相當一批人在中等城市就業，家庭背景的影響就很顯著。”
盡管對于個體的大學畢業生而言，家庭背景會明顯影響就業，但岳昌君認為，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就業市場上，學生的學識、能力受到重視，人情和社會關系等的影響在降低。“學歷、專業學習成績、學校提供的求職信息和學校性質是決定高校畢業生就業競爭力的最關鍵的因素。”這也是北京大學“高等教育規模擴展與畢業生就業”課題組2003年調查的結論之一。“對高校學生而言，內因是決定就業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努力提高專業學習的知識水平、選擇較高層次的學歷教育，有利于增加找到工作的概率和提高起薪水平。”岳昌君說，而學校知名度對就業的影響也會越來越突出。（文中畢業生均為化名）
（本報記者 李斌 實習生 張晨）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