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社區居民，負責直接從醫藥公司代購藥品，減少中間環節，所購藥品價格平均比藥店至少低10％———這種“居民合作購藥”模式不久前由河北石家莊一個社區健康俱樂部發起。因便宜和方便，此合作模式受到了社區居民的熱烈擁護，許多居民加入到聯盟中。但搶了人家生意，自然會有人不高興了，許多大藥房發出“如此豈能
保證質量”的討伐聲并向上打“小報告”。
政府有關部門的態度是：缺少政策支持，處在法律邊緣，會一直注意其動向——基于政府這種態度，“合作購便宜藥”雖受居民追捧，但只能偷偷摸摸地進行（據7月26日《新華每日電訊》報道）。
在商言商，商人基于最大化利益本能反對這種合作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合作購藥”切走其很大一塊蛋糕。但作為公眾服務者的政府持如此曖昧的態度，就很讓人不解了：“合作購藥”這種社區自發的創新，能給這么多人帶來實惠，又沒有損害到他人合法利益，政府為何不能旗幟鮮明地予以政策支持呢？要知道，“合作求便宜”乃小民一項樸素的自然權利，這項權利自然地蘊含于正義法的法意中，不證自明，無需法律的明文確認。
老百姓無力承受經過多重環節盤剝的高昂的藥價，合起伙來買便宜藥——顯然是一種消極的“合作求便宜”之舉，屬于一種樸素的自然權利。
所謂自然權利，是人類在自然狀態下，也就是在國家出現以前在人的自然理性指導下由自然法保護的權利，也即天賦人權。比如，原初狀態下，面對兇猛的野獸，未有“現代合作理念”指導的自然人，會靠一種生存本能聯合起來，拿起石塊共同對付這頭野獸——生存本能就是一種自然理性，“合作求生”就是一種自然權利。到現代市場語境中，“合作求生”就轉換成一種“合作求便宜”：現代人生存面對的并非叢林野獸，而是價格野獸。
虛高的藥價就是一頭價格野獸，從生產商到藥房，這中間可謂經過層層的黑洞層層的加碼，出廠價10多元錢的藥，到了醫院卻成了100多元；醫藥代表成為非常賺錢的新興行業；以藥養醫成為各大醫院公開的行為——如此高價壓力下，老百姓想到“聯合起來以批量的形式購買便宜藥”，是一種出于自我保護、自然理性指導下的經濟理性，對這種自然權利的保護應當是政府天然的職責——前段時間熱議過的“合作建房”也是這個理兒。
確實，從文明的發展來看，這種樸素“小共同體”的文明層次是比不上商業企業這種組織形式，但是，因為市場制度的缺陷，在我們的市場中，與商業企業這種高級組織形式對應的是高昂的藥價啊，高得離譜啊——人們認同市場企業這套體系，是因為這套體系能極大地減少成本，但醫藥市場卻完全走向了反面。如此，老百姓憑什么不能“倒退”，從而選擇“合作購藥”這種雖原始樸素但卻實惠的模式？
至于一些大藥房質疑的“房屋簡陋質量豈能得到保證”，這種霸道的批評是沒有道理的。老百姓不是傻子，藥關系到他們的生命，既然他們選擇了“合作購藥”這種形式，就會有充分的經濟理性思量這一問題。至于有關部門說的“新事物沒有相應政策支持”——沒有政策支撐，為何不出臺政策呢？畢竟政府不是舊政策的奴隸，而是政策的制定者。
生出“合作求便宜”這種自然理性，是百姓在虛高藥價下的無奈之舉，有關部門不能降低藥價以惠黎民，但至少要善待黎民的這種無奈吧！
作者：曹林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