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問您平常在家都穿什么型的內褲？”徐熙娣(小S)問，她是“康熙”的“熙”。
“我在家、在外面都穿一樣的內褲。”連戰回答。
“是四角的嗎？”
“對。”
“會比較高腰一點嗎？”
“蠻高的。”
2004年3月3日，臺灣“大選”前17天，連戰一家四口參加中天電
視臺綜藝節目《康熙來了》錄制，面對小S
關于“內褲”等私人問題，他從容應對。得知連戰要上《康熙》，陳水扁陣營立刻在另一家電視臺安排了一場與臺灣七年級學生對話，并且指定要跟連戰的節目同天播出。這場政治人物電視秀比拼的結果是，連戰的節目以1.29%的收視率擊敗了陳水扁的0.52%收視率——超過一倍的人選擇看連戰的“四角內褲”。國民黨“立委”順勢打出口號：“穿四角內褲，投票給二號連戰。”
后來，連戰特地感謝《康熙》的制片人詹仁雄：“那期《康熙》對我的選票很有幫助。”
這場敗仗一直讓綠營耿耿于懷，今年，呂秀蓮特地在自己生日當天上《康熙》錄制了一期節目。在節目中，她也學習連戰不談政治只談生活，甚至透露自己曾經注射過肉毒桿菌以消除皺紋。
今天不談政治
詹仁雄將連戰上《康熙》看作節目的第二個轉折點，他說：“我們找連戰來上的時候，節目就換了一種狀態。我們開始挑戰權威，也在顛覆一些觀眾既定的預期。”除了“四角內褲”的問題，小S還問連戰：如果兒子帶著一個男人回家，說是自己的“男朋友”，你會有什么反應？連戰表示：“我會以比較開闊的角度面對，絕對不會說這是‘天譴’啦！”。這段對話的背景是，2003年，呂秀蓮曾表示，艾滋病者是遭“天譴”的，這在臺灣社會引來一片譴責之聲。小S接著追問：兒子和
“男朋友”是否可以“舌吻”？連戰回答：“那只是技術層面的問題。”
連戰那期節目名為《今天不談政治》，被分成了上下兩集播出，全部時間只談家居生活、夫妻戀愛、初吻經過，絕口不提政治。這期節目的觀眾人數在100萬至200萬之間，創下了《康熙》的新收視紀錄，之前的紀錄由許純美那期節目保持。
《康熙》于2004年1月5日首次播出，當時的全名是《奇怪十點檔——康熙來了》。第一位嘉賓是李敖。李敖聲稱：“我知道蔡康永和小S都是以敢問著名的人，所以一定要由我來上節目被專訪，才抵擋住他們的問題攻勢。”當時李敖剛剛動過下體手術，在節目中他主動拿這件事開玩笑：“我可是包了成人尿布，外加三片衛生棉才來的。”他還在節目中對前妻胡茵夢破口大罵。李敖的肆無忌憚，蔡康永的玩世不恭，小S的古靈精怪，一下子讓節目吸引了眾多眼球，并為今后的定下了基調。
這個基調就是：讓名人回歸為普通人。“我覺得我的嘉賓在生活中是以什么樣子出現的，我就要他以什么樣子出現。有些人平常很三八，到這里假正經，就要把他三八的樣子播出來。”蔡康永說。他和小S的目標是，“讓名人撕下，至少是撕下部分面具”。
《康熙》的第一個轉折點是許純美，那是這個節目第三次播出。當時，許純美還是出現在報紙社會新聞版上的人物，因為拋棄親生女兒而出名。小S回憶，錄制節目前“做好準備要就她拋棄女兒的事情大吵一架”。她沒想到許純美竟在節目中大講自己的穿衣品味、炫耀“我們上流社會的生活”、教人如何吃法國菜，拋棄女兒反而成為一個次要話題。一夜之間，許純美從社會罪人變成了一個娛樂頭條人物，她在節目中冒出的許多“許氏名言”迅速在網上傳播，“上流美”的外號也不脛而走。
許純美這期節目的收視率是0.7%。臺灣2300萬人口，卻擁有5個無線電視臺和64個有線電視臺，加上通過有線電視或衛星電視接收的外地節目，一般的臺灣家庭能看到90個到120個頻道。通常，0.5%的收視率是臺灣一個電視節目的及格線，一個剛剛開播3天的節目，能取得0.7%的收視率，在臺灣近年的電視業中可算是奇跡。
目前，《康熙》每晚的收視率為1.2%-1.3%，每周吸引了超過500萬的觀看人次，是臺灣收視率最高的有線電視臺綜藝節目。
當蔣經國的大孫子蔣友柏獲邀參加《康熙》，收視率達到了2.2%，“蔣友柏在臺灣人心里就跟王子一樣，女生都想認識他，而他完全顛覆大家對他的印象。”小S說。這期節目名為《王子的真實世界》，觀眾對小S在節目中的捉弄和吃豆腐非常受用，節目讓“王子”回歸平民狀態，同時也成為了《康熙》繼許純美、連戰以來的第三個轉折點，標志著節目進入高峰期。
中天電視臺屬于競爭最激烈、淘汰率最高的有線電視臺戰團。“中天”將《康熙》安排在周一至周五的10點檔，一年要播出超過200期節目。盡管播出量巨大，《康熙》卻從不缺少來上節目的明星。
“最想不到的是劉雪華，麻將是主業，演戲是副業”、“以前受傳聞影響，覺得林志玲很做作，看了《康熙》之后才發現她是一個天生淑女”、“本來以為徐錦江和他的長相一樣兇猛，沒想到那么純良溫情又有才華”、“原來許純美也沒有那么病態”、“本來覺得蕭薔是個淑女，起碼優雅，但是看了《康熙》之后嚇了我一大跳，她太做作了”、“以前看香港報道，覺得張柏芝有些神經質，看節目發現她也是小S那一族的，一下子就喜歡上她了”、“黃磊的確是個才子”……對這些在《康熙》中被“打回原型”的明星，觀眾有了新的認識，也讓很多過氣明星恢復了第二春，越來越多的明星排隊等著上《康熙》。
真情下臺，搞怪當道
《康熙》其實最初的想法是“康來了”。
詹仁雄是另一個著名綜藝節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的創始人。9年前他制作的《我猜》，將吳宗憲從二線主持人捧成一線，吳宗憲每小時的收入也從5000元新臺幣飆升到25萬新臺幣。帶著《我猜》居高不下的高收視率，詹仁雄又幫中天電視臺制作了年輕媽媽、裝潢、娛樂等幾檔節目，都在激烈的有線電視收視率競爭中敗下陣來，他把原因歸結為“總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走”。
2003年，在幾次失利之后，詹仁雄產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先確定一個自己信任的主持人，再根據這個人的特質量身定做一個節目。他認定了坐在馬桶上跟嘉賓聊漫畫的蔡康永。
當時，臺灣電視綜藝節目正處于轉折期。臺灣電視業始于1962年4月由臺灣省政府與多家日本公司合資成立的臺灣電視公司。受日本電視影響，以歌舞為主的綜藝節目成為臺灣電視的重要節目形式。1970年代，張小燕憑借《綜藝一百》成為“綜藝大姐大”，并確立了延續至今、以主持人為核心的節目運作方式。二張一胡(張小燕、張菲、胡瓜)是那個年代的三大頂尖主持人。1990年代，臺灣放開了對有線電視臺的禁令，大量有線電視臺相繼成立，三大主持人的身價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水漲船高，每小時收入都超過了20萬新臺幣。進入21世紀，吳宗憲異軍突起，他放低身段、丑化自己，以平民化的姿態和大膽的話題爭得大批觀眾。
到2003年前后，除了張菲和胡瓜，臺灣綜藝節目主持人基本分為張小燕陣營和吳宗憲陣營。張小燕陣營在過去30年為臺灣觀眾建立了喜愛綜藝節目的收視慣性，吳宗憲陣營則吸引了眾多年輕觀眾。蔡康永和徐熙媛、徐熙娣姐妹是當時為數不多游離在兩大陣營外，卻擁有一定固定觀眾的主持人。
當時蔡康永正主持《真情指數》和《兩代電力公司》。他在《真情指數》里正襟危坐，“上一集采訪成龍、下一集就采訪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兩代電力公司》則主要討論“臺客”、“劈腿”、“名牌”等年輕人話題。
一個電話之后，詹仁雄和蔡康永坐下來，開始了長達三四個月的爭辯過程，“我們都不知道這個節目應該是什么樣子，該去采訪有趣的普通人還是有趣的名人，是蔡康永一個人主持還是兩三個人一起主持。”詹仁雄回憶說。
在臺灣，一個節目從策劃到推出基本上在一兩個月內，有的就是在開播前一兩個星期做出的。《康熙》卻用了三四個月溝通。但除了敲定了“康”后面的是“熙”之外，還是沒有人知道《康熙》究竟應該干嘛。“一開始我跟小S錄影的時候都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為什么詹仁雄會那么勇敢。”蔡康永說。
10年前徐氏姐妹剛出道時，“觀眾還是會真的很注意歌星有沒有唱歌、表演”。即使在5年前，明星們也還可以在張小燕的《超級星期天》里安全地闡釋自己8小時內的工作。隨著娛樂業包裝手段的日益成熟，明星們在密集的電視頻道上重復著千篇一律的人生經歷、演藝心得，觀眾厭倦了虛偽的公關稿。2004年，一手捧紅了臺灣眾多明星的張小燕王牌節目《快樂星期天》，在播出10周年的時候正式停播，張小燕還表示今后淡出綜藝圈。損、賤、夸張的風格開始成為綜藝節目的新主流。
詹仁雄和蔡康永試圖把注意力放在“爛了大街”的明星之外，將收視希望寄托在專門幫人討債、幫死人化妝等特殊職業者上來。結果收視率證明，觀眾還是喜歡看明星。蔡康永說：“電視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賞心悅目人家就是愿意看。看名人在電視上出現，也是觀眾在建立自己跟社會的關系，原來這個人我認識，知道誰誰誰原來也跟我看同樣的電視劇、誰誰誰原來也喜歡打麻將。”最后“康熙”達成的共識是：不管采訪誰，他都必須說“人話”，不要場合話，也不要來講公關稿。
《康熙》開始找一些奇怪的藝人，“奇怪”的意思就是不溫良、不恭謹、不禮讓。《康熙》不需要主持人為對方的人生整理出全部的脈絡，也不會關心一個人是怎么長大的，甚至沒有通常節目的起承轉合，蔡康永說：“紅得要命的少女，人生有多少故事呢？你還不如跟她聊聊喜歡哪些男明星。”發現這個邏輯以后，《康熙》開始找到自己的趣味。他們將明星的范圍擴大到了名人，將臺灣原本與娛樂圈有重合的上流社會、政治人物都一起拖到了明星的行列之中，擴寬可以娛樂的范圍。大家也漸漸覺察到，原來政客也可以是藝人，藝人也可以是奇怪的人群。
內地明星水土不服？
“你在大陸的Fans對你作出最瘋狂的舉動是什么？”“是會在樓下等你們，還是上樓敲你們家的門？”詹仁雄說這就是他們的編導提出的問題。在王剛的記憶中，問題不是這樣的。剛剛就任中國廣播電視協會播音主持委員會副會長的王剛，在就職大會上公開批評過提出這些問題的編導“年紀輕輕的，怎么能夠問出口的？”
當時，王剛和張國立、鄧婕夫婦一起到臺灣，為電視劇《康熙微服私訪》做宣傳。王剛表示，他們的憤怒肯定不僅僅是因為以上兩個問題，對方究竟問了什么“下流”的問題，他說跟張國立一起回憶過，但都記不太清楚了。他說當時兩個小女孩到臺北他們所住的飯店做預先采訪，先采訪的是鄧婕和張國立，他推門進房間的時候，發現氣氛不是太好，兩個人在問鄧婕和張國立一些問題，有些話他在旁邊聽不慣就插嘴了。張國立也說了這樣的話，三人當即表示不參加這個節目了。
王剛是發表了對《康熙》“低級下流”的不滿之后，才知道原來這個節目如此“火爆”。“你看我是名人，我偏偏在現場可以放屁，在文明社會所不齒的行為，拿到電視屏幕上向公眾展示。但是這是一種好現象嗎？”
王剛認為，一個節目應該有自己起碼的道德底線，這個底線就是不能拿倫理來開玩笑，不能過多地挖掘所謂的嘉賓隱私，“難道離開性，難道離開倫理，對倫理道德的挑戰，就沒有可談的了嗎？”對于觀眾對這些“低級趣味”的喜愛，他覺得作為文藝工作者，絕對不能去誘導、迎合這種低級趣味。“當然并不是指名人所有的隱私都不能問”，王剛認為如果能給人以啟發，如果能給人良性引導，這樣的隱私也是可以問的。
而關于底線，詹仁雄以連戰為例，內褲和同性戀在臺灣都是相當普遍的事情，大家對這件事情已經有了一定的認同，所以問一個政治人物對此事的觀點，沒有人會認為是離譜的事情。如果說“康熙”有什么忌口不能問的道德底線，那就是每個名人的“痛處”，所以在來賓訪談之前，他們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有哪些東西不想談？
被批評為尺度很寬的小S就是遵守著這種底線，她絕對不會問出讓來賓真正尷尬的問題，比如她肯定不會去問一個不紅的藝人，你現在不紅的感受。牽涉到禮貌、人身攻擊和可能讓對方難堪的問題，就是她發問的底線，這要根據明星自己的開放程度而定。
蔡康永則認為，世界上本來就不應該存在綜藝節目，生活得很舒適的人在人生中就會笑了，只有人生出了問題的人才會需要綜藝節目。臺灣電視最大的問題是“太大人了”，或者全世界的電視都“太大人了”。學校的管理者是大人，課本的撰寫者也是大人，30多個電視臺、70多個頻道，所有的電視節目都是以大人為出發點，不斷通過這種放松的手段來教化孩子好好學習、結婚生小孩、學習成功人的經驗，“我非常受不了這一套”。
在節目中討論性、劈腿、用名牌，蔡康永認為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對電視節目的底線在于，主持人去吹捧每一個來賓，從頭到尾稱贊這些人有多么厲害，給觀眾錯誤的引導，也讓這些嘉賓越來越虛偽。比如《康熙》里他和小S惟一震怒的一次，似乎采訪一個有黑道背景的政治人物，“我非常不喜歡那個人，小S也一直跟他對沖，兩人偶爾會激怒，后來我說再也不要訪問有黑道背景的人。”如果是一個品味很差的人來上節目，對社會是沒有傷害的，可是如果黑道被《康熙》包裝成了比較可愛的人，那就是他無法容忍的。
如果某個明星很愛講自己的人生經驗或者冠冕堂皇的道理，那么這期節目可能會從通常的50分鐘錄制時間增加到80
分鐘，以便編導將這些“人生經歷”和“人生觀”剪掉，留下觀眾喜歡的、有趣而無聊的部分。
“在《康熙》里我們常常會點到為止，不希望觀眾太沉重。”蔡康永舉例說，有次一個非常紅的女星，聊起自己做媽媽的心得，聊了一下就忍不住哭了，她說自己忙拍戲，把自己的女兒丟給婆婆來照顧。如果是在《真情指數》，他一定會追問下去，但在《康熙》里他們就會放過去，“媽媽想到女兒哭一哭是很天經地義的事情，不用大驚小怪把它搞成一個很沉重的節目。有些節目一定要把別人搞到掉淚，好像這是什么不得了的人生經驗。”
蔡康永說自己有時候錄制《真情指數》，會帶著一種很厭惡的心情。他一點也不擔心這些人說話是否沉悶或是無趣，他厭惡的是這些人在電視面前都讓人感覺是一個好人。“也許他很成功很有名，他會在電視上擺出道貌岸然的樣子，可是他骨子里就是一個惡心的人。不管你在節目中如何努力在揭穿他的真面貌，最后節目播出來大部分觀眾還是覺得他是一個好人。我們充其量可以在言詞上有所保留，不把他講得那么神圣，但觀眾看不懂這些訊息，他們還是會覺得這是一個好人、一個偉人。”
所以他寧愿錄制“無聊”的《康熙》，也不愿意錄制“人文氣質濃郁”的《真情指數》。袁蕾 張健/文
責任編輯：林彥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