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重慶市涪陵區上月推出干部觀察員制度后，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贊者有之，彈者有之，區委組織部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本報旨在客觀地呈現這一改革的來龍去脈，或許值得思考的是，盡管對其方式存在爭議，但對當地敢于嘗試和探索的勇氣，仍值得贊賞。
與老賈見面，很有點神秘感：傍晚6點多，
辦公樓走廊里幾乎不見人影老賈卻小心翼翼，把記者讓進空蕩蕩的辦公室，轉身張望，然后迅速關門，“當”地一聲鎖死。
確實，這次會面除了重慶市涪陵區委組織部一名官員外，再沒人知道這次采訪。
種種措施，都是為老賈的身份保密：上個月，涪陵區在國內首開先河，聘請了43名干部觀察員，秘密收集領導干部工作和生活信息，老賈正是其中之一。
這一做法，引起了人們廣泛關注。
征調指令
6月份某一天，老賈忽然接到區委組織部干監科電話，電話那頭說，組織部經過研究，決定聘用他為干部觀察員，要是發現身邊的領導干部出現什么苗頭及時通知組織部。
老賈一聽，有些迷糊，“什么是觀察員？有什么職責？有哪些監督手段？”對方告訴他，一會有文件送過來，這些內容里面都有。隨后，老賈收到了干監科送來的一份2004年出臺的文件復印件。
所有觀察員接到的“征調”指令，都與老賈一樣，事前他們一無所知，區委組織部一位官員說，“甄選工作一直處于保密狀態。”
老賈隨后填寫了一份類似干部履歷表的表格，一周后，他接到了開座談會的通知。
組織部召開的這次座談會，有點像培訓會，參加會議的有10多名觀察員。陌生的面孔，靜悄悄地入座，沒有多余的閑聊。老賈依稀認出其中有一名同事，但他們沒打招呼，至今也心照不宣。
會上，組織部介紹了觀察員的職責、紀律要求、保密要求等。
按區委組織部的設想，觀察員將利用工作便利和涉足的生活圈、社交圈，靜悄悄地收集身邊領導干部的信息，特別是區委組織部難以涉獵的生活圈，并及時把信息反饋回來。
觀察員反饋的信息，經區委組織部調查屬實，將直接作為干部任用、獎勵或者處理的重要依據。
在談到對干部的生活圈進行監督的必要性時，干監科一位官員告訴本報記者，“現在一些干部有兩面性，在工作中兢兢業業，經常被評為先進。但是在生活中就花天酒地，很容易犯錯誤。”
“那我們觀察員有沒有任務？”老賈當時心想，“這會不會影響本職工作？”區委組織部表示，觀察員采用動態管理，不要求工作量，但每季度干監科會主動向他們了解情況，每半年分批召開一次例會。對于工作出色的觀察員進行口頭表揚和發放獎金，如果沒有起到作用，甚至違反規定就會解聘，并按照有關規定處理。
在會上，組織部還明確了觀察員將采取“單線聯系制”，特殊情況下，能直接和組織部部長通電話。
秘密任務
老賈耳朵頗大，眼鏡耷拉在鼻梁上，說話時習慣性地半低著頭，揚起眉毛，眼睛瞪得大大的。
但他很反感外界將他們稱為“秘密偵探”，“不管這個制度最后怎么樣，關鍵是組織部在努力，想管好干部8小時之外的事情。”老賈這樣認為。
老賈覺得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沒有變化，“以前聽了什么不會想著向組織反映，現在多了一份責任，要多談，多聽，多參加社會活動，多一個心眼去了解。”
老賈還沒有向區委組織部反饋信息，他覺得今后每個月報告兩三條信息不成問題。
其實“多聽多看多留心”，也就是他們惟一的手段了，組織部反復強調，觀察員不是偵探，不允許使用針孔攝像機、錄音機等設備。
觀察員趙敏一直在看法律法規方面的書籍，希望可以找出可“觀察”的法律范圍，她發現“對賭博、公車私用、領導干部私自駕車、出入一些娛樂場所進行監督，沒有什么法律問題”。
或許這也只是觀察員們的簡單任務，事實上，不少人士認為，設計這樣一個制度之后，領導干部的整個生活細節，幾乎可籠罩在組織部的視野范圍內。
因為有這樣的特殊任務，觀察員的身份要相對保密，在整個涪陵區，只有6個人知道他們的身份，分別是組織部部長、分管責任人以及干監科科室成員。
在干監科的檔案中，他們的姓名被編號代替，電話或者書信聯系時只說編號，不說姓名。“保密是為了收集到更多的信息，也避免觀察員遭到打擊報復。”干監科官員說，“同時秘密身份對領導干部也能形成威懾力。”
按照規定，觀察員身份對家人、對單位都要求保密，不過做到這一點挺難，一位觀察員告訴記者，再三考慮后，他還是將這事向單位領導作了匯報，“如果領導從其他渠道得知我的身份，肯定會有想法。”
觀察員的觀察對象并不固定，但有明確的范圍——區管處級和處級后備干部，不包括區委書記、區長等處級以上的領導。
對觀察結果也必須保密，組織部一位官員認為，這并不是所謂的“收集小報告”，首先處理權在組織部，其次對觀察員反映的有價值的線索，將進行深入客觀的調查，然后才能得出結論。
這位官員強調，觀察員收集信息的依據，“必須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要是出現侵犯他人的合法權益之事，我們會解聘他。”
醞釀兩年
這項現在引起關注的制度，事實上2003年9月就已開始醞釀。
首先是因為干部考查的工作太繁重，有媒體曾報道，“涪陵經過3次行政管轄更迭，干部‘積壓’甚多，全區處級以上干部有千余名。”
2003年的一件事，對這一制度的形成有直接動力。干監科一位官員告訴本報記者，“當時開展機關干部督查工作，以及檢查鄉鎮干部‘走讀’現象，暗訪的工作效果明顯好于明查。”
組織部后來借鑒了一些單位聘請巡查員、特邀監督員的做法，決定聘請公道正派、觀察能力強、綜合素質好的人，開展干部觀察工作。
2004年8月，組織部正式發文，向各級機關部門、事業單位傳達聘請干部觀察員的意見。挑選范圍圈定在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民主黨派人士、無黨派人士、離退休干部和普通干部群眾，其中普通干部占三分之一，“希望把觀察面盡量擴大”。
“我們從多種途徑對觀察員進行考察，看他這個人怎么樣。”干監科官員透露，“一共經過5次遴選，觀察員名單從最初的208名，到最后篩選為43名。”
重慶市委組織部最初沒有介入觀察員制度設計中，今年6月，涪陵區委組織部向上級匯報后，市委組織部認為是一種有意義的嘗試，隨即在重慶黨建網對外發布了消息。
沒想到消息甫發，即引來了外界輿論的關注。有評論稱，這將有可能侵犯個人的合法權益，與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相悖。
但涪陵區委組織部認為“這并不違法”：“我國憲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務。”
“而且我們的觀察員并不是暗探，也不是特務，”一位官員認為，“這種說法完全是曲解。”
7月15日，記者到荔枝街道辦事處采訪，黨工委書記秦小林屬于被觀察的領導干部，“按照我的理解，觀察員就是了解干部風氣的信息員，壞的信息收集，好的也要收集，他們沒有評論的權利。”秦小林說。
“這是組織上對我們特殊群體提出的素質要求，我們不應該反對，只是提出希望。我們的要求是，對觀察員的選擇要慎重再慎重，對待觀察員的信息要慎重再慎重。”在組織部征求意見的座談會上，秦小林認為觀察員應該是有心人，不能是用心人。“不能一天不干什么事情，就是去專門打聽你的工作、生活”。
記者接觸到的3名機關單位負責人均謹慎地回答問題，他們異口同聲表示，這個制度沒給他們的生活造成壓力，“是組織上對干部的關心和愛護，能夠起到及時“拍肩膀”(提醒)、防微杜漸的作用。”
對于這一做法，一位負責人也坦率地列出幾點建議：“一是有可能增加政府的運行成本，因為反映的信息要進行調查處理；二是這個事情如果不能正確處理，也會出現冤假錯案；三是如果處理不好，會使上下級感情隔閡。觀察員制度是保護干部的工具，同時也可能變成武器。”
“不排除有個別干部不理解我們的目的，有反對的聲音。”干監科官員說。區委組織部多次強調，這項制度目的在于關心、愛護領導干部，促進本地經濟發展。
在外界輿論的爭議聲中，干監科官員稱制度已收到了初步成效：“有干部向我們說，現在精力更多放在了勤奮工作、認真學習、鍛煉身體、關心家人方面了。”
“兩圈”考察
涪陵區觀察員制度的推出并非突發奇想。近年來，領導干部生活圈、社交圈(簡稱“兩圈”)已經成為許多地方人事考核新范疇。
盡管組織部門力圖從干部8小時之外尋找蛛絲馬跡，但從湖州到涪陵，許多吏治新招，到現在仍然毀譽參半，爭議不止。
2001年8月，中組部圈定浙江省湖州市為“兩圈”考察制度的試點城市。數年后浙江媒體報道稱，共有86名干部倒在8小時之外，受到談話誡勉、暫緩使用、取消擬任資格及黨紀政紀處分，其中大多是因為生活不檢點、公德意識差、不孝敬長輩等問題。
去年7月，浙江省永康市委組織部下發文件，聘請15個黨政一把手的妻子擔任“兩圈”監督信息員，聘期為兩年。
同年10月，浙江省出臺《關于推行領導干部生活圈、社交圈考察的意見》，在全省范圍內推行“兩圈”考察制度。考察內容主要包括個人修養、社會交往、家庭生活等情況。
這個《意見》中進一步解釋：個人修養主要包括生活態度、興趣愛好、生活作風和廉潔自律等；社會交往主要包括公眾形象、遵紀守法、交往對象、社會公德、社會責任、鄰里關系；家庭生活則主要包括子女教育、贍養老人、夫妻關系、親屬關系、經濟狀況等。
同年，重慶市涪陵區在干部選拔工作中，也試行了“兩圈”考察制度。“我們去干部家中了解情況，找他的朋友、鄰居、同學、同事、戰友等等，進行公開的考察。在其中發現了問題，收到了效果。”干監科稱，涪陵區在去年全市所有區縣和區級部門的黨風廉政考核中總排名第一。
重慶市同樣計劃在今年內出臺“兩圈”考察制度，目前已向各區縣發放調查問卷，就實施的具體辦法征求意見。
重慶媒體還報道稱，如果涪陵區觀察員制度效果顯著，可能將在全市推廣，但對此消息，涪陵區的官員即提出異議：
“這里的觀察員和干部知根知底，觀察不會有偏。地方大了可能就會有問題。”
重慶市一位政治學者認為，“兩圈”考察之所以出現爭議，在于手段和目的產生了沖突。
事實上，組織部門自去年以來，一直在嘗試改革干部考察方式，中組部部長賀國強在接受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采訪時指出，干部“帶病上崗”和“帶病提職”，既損害干部隊伍的形象，又損害黨的形象，影響極壞。他表示，防止和杜絕這類現象的發生，必須在加強對干部選拔任用工作全過程的監督上下工夫。(本報記者
何海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