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馬德里、倫敦……城市恐怖地圖在全球不斷蔓延。
城市恐怖主義是怎樣興起的？恐怖分子的“作案”方式發生了什么樣的轉變？城市為何成了恐怖分子的“首選”襲擊目標？城市恐怖地圖還將“燒”至哪一座城市？
全球城市理論的重要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絲奇雅·沙森(SaskiaSassen)昨
天在接受早報記者專訪時一一解答了這些問題。
城市恐怖主義的興起：應證美國小說家的預言
說起城市恐怖主義，不得不提到已故的美國科幻小說家艾薩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生前寫了多部《基地》系列科幻小說，而在“9·11”之前他的知名度僅限于少數科幻小說迷。但當“9·11”恐怖襲擊事件突然爆發，紐約世貿中心雙子摩天大樓轟然倒下之際，隨著本·拉丹、“基地”成為人盡皆知的名字，阿西莫夫與他的《基地》也火速躥紅。
甚至有人分析指出，拉丹就是從阿西莫夫的《基地》科幻小說中得到啟示，把自己的秘密組織命名為“基地”組織。而經過對被俘的“基地”組織成員的審訊得知，劫持飛機撞毀世貿大廈只是“基地”組織原本策劃的向美國發動三波恐怖襲擊行動中的第一波，這恰好與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相吻合。
究竟拉丹建立“基地”組織以及制訂襲擊美國的計劃“《基地》三部曲”，是不是從阿西莫夫的《基地》科幻小說那里得到靈感，現在不得而知。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極富遠見的阿西莫夫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曾預言，“城市恐怖主義”將會興起。他把他的分析和見解寫進了《終極抉擇———威脅人類的災難》一書里。可是，編輯當時認為這未免有點兒危言聳聽，便在審稿時把這一部分刪去了。阿西莫夫知道后曾經大為光火。
恐怖襲擊方式的轉變：從劫機到首選襲擊城市
絲奇雅·沙森昨天告訴早報記者，1998年是恐怖分子把城市作為首要襲擊目標、恐怖主義開始城市化進程的轉折點。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早在“9·11”事件發生之前，美國政府已經摸準了這一趨勢。根據美國國務院發布的年度全球恐怖報告顯示，1993年至2000年，所有因恐怖襲擊而受傷者中，城市人口占94%，死亡者中，城市人口占61%。這一階段發生在城市中的恐怖襲擊成倍增長，尤其是1998年之后，這一現象最為突出。美國政府也早在1993年得出拉丹的手下埃及人謝克·奧馬爾·阿卜杜勒·拉赫曼及其追隨者陰謀“發動一場反對美國的城市恐怖主義戰爭”的結論。
上世紀80年代，劫機曾是恐怖分子慣用的恐怖伎倆，并能造成大量人員死亡的“轟動效應”，1990年以后，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后期，襲擊城市變成了恐怖分子的“首選”。拋開“9·11”不論，一般城市恐怖主義的相對技術含量不高，而造成的人員傷亡與“轟動效應”較之劫機絕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恐怖分子們對此趨之若鶩。
“9·11”之后，布什及其盟友先后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可謂捅了多個恐怖“馬蜂窩”，樹敵無數。沙森說，冤怨相報，如今全球的無數名城均在反恐戰爭的大旗下，岌岌可危地暴露在恐怖分子的襲擊視線下，紐約、馬德里、倫敦，城市恐怖地圖在全球不斷蔓延，并且沒有停下來的趨勢。襲擊鎖定城市的原因：最易產生“轟動效應”
沙森指出，城市特別是全球各大城市的特征以及所攜帶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有形無形的價值使它們成為恐怖襲擊的“理想目標”。
首先，城市的政治、外交中心地位，決定著其成為恐怖主義的“首選”目標。恐怖主義的第一特征，是行為的政治預謀性。即以恐怖主義的手段實現其一定的政治目的，比如，表達明確的敵對意圖或政治要挾等。而城市往往是一個國家、地區或民族政治、外交的核心區域，是政治首腦人物和國內外政治、經濟、外交決策機構的聚集地，是政治，外交事務活動最頻繁的地區，也是對國家、地區或民族政治影響最大和最為敏感的地區。在這個地區一旦發生恐怖事件，將會以最直接的矛頭指向、最快速的新聞傳播、最大化的政治影響，達成其恐怖的政治目的。
相繼發生在紐約、馬德里、倫敦的恐怖主義事件，都不僅極大地影響了事發地的國家政治，而且在世界范圍內也立即產生了較大的政治影響。按正常思維推理，政治、外交中心，都是安全防衛最為嚴密的地區，破壞行為一般情況下不易得逞，且得逞后被抓捕的可能性最大，然而，首要的政治目的性，驅使著恐怖主義分子敢在“天子腳下”動土，敢向“皇軍銜衛”挑釁，這正是城市發生恐怖事件的首要原因。
其次，城市人口密集，易造成極大的破壞性恐怖后果。恐怖主義的另一特征，是行為的恐怖性影響。即以恐怖活動的恐怖性毀傷效果引起公眾的極大關注，從而實現表達敵意、顯示力量、影響政治的目的。城市人口密集，大型建筑林立，一旦實施破壞，在同等破壞力度下所產生的毀傷效果，將比鄉村要高出幾百至幾千倍，而且給社會所造成的恐懼性影響也將是最大化的。
恐怖分子用兩架民航飛機撞毀兩幢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樓，造成數千名無辜人員死亡，近萬人受傷。其恐怖的后果，使得美國人不敢乘坐飛機，民航業被迫裁員幾萬名員工，迫使世界無以匹敵、從來沒有擔心本土安全受他人侵犯的第一軍事強國，不得不收縮國家防衛戰略，首次將本土安全提到了國家防衛的重要位置予以考慮，并專門成立了國土安全司令部和防衛部隊，負責國內安全防衛。更嚴重的是，“9·11”事件的恐怖性影響，至今仍像一個揮之不去的幽靈，時刻纏繞著美國城市居民的心靈，現在，只要在城市的大街上發現一只無人看守的箱包之類的東西，首先會被懷疑為恐怖分子投放的爆炸物品，而趕緊離而遠之。正因為城市人口的密集性，容易制造轟動性的恐怖事件，容易制造令當局和人群恐懼的社會影響，從而使城市成為恐怖主義選擇的熱點地區。
第三，城市是經貿、文化、旅游的中心，存在著諸多恐怖活動的有利條件。恐怖分子要制造恐怖性的破壞后果，其行動必須是秘密的，在人們難以覺察和預測的時間、地點，以難以想象的方式和手段實施，這些必須有足夠的隱蔽條件作保障，而城市恰恰為此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城市四通八達的交通、通訊設施，為恐怖分子提供了制造大型恐怖事件的有利條件，城市是文化旅游中心，大量形形色色的外來人員頻繁地進進出出，有觀光旅游的，有留學深造的，有訪問交流的，還有移民定居的，這為恐怖主義組織以多種合法身份混入城市提供了諸多便利條件。
“9·11”事件的制造者，正是以合法身份混入美國留學，并在美國學會了飛機駕駛技術，從而順利地乘坐飛機并在劫機后自我駕駛撞擊了世貿大廈。城市還有大量的民用有毒有害的化工企業、加油站、發電廠、自來水廠等敏感目標，處于非嚴密的安全保護狀態下，這些目標都很容易被恐怖分子所攻擊或利用來制造大型恐怖事件。城市存在的諸多恐怖活動的有利條件，無意中為恐怖主義在城市的恐怖活動的成功提供著諸多便利和機遇。這正是恐怖主義熱衷在城市發動恐怖襲擊的重要動因和條件。
城市恐怖地圖的蔓延：誰是下一個遭襲目標？
倫敦這次遭遇系列爆炸襲擊似乎印證了3個月前的一則寓言。今年4月18日世界第二大保險經紀商怡安保險公司繪就了一副世界各大城市面臨恐怖主義襲擊的危險級別地圖。在這副“恐怖地圖”上，容易受恐怖主義襲擊的國家有一半在歐洲。而倫敦面臨襲擊的風險極高，幾乎已成為與巴格達、喀布爾和耶路撒冷齊名的危險城市。
沙森擔憂地表示，雖然美國已經意識到戰爭攻擊目標轉移的現象，發動戰爭一方的平民、民用設施而不是軍隊與軍用設施最終吞食著戰爭釀成的苦果，但布什政府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清楚地表明面對這樣的局面，未來將如何繼續這場反恐戰爭？或者說開始這場戰爭時，是否想到過這些嚴重的后果？
布什和他的盟友們應該意識到，當他們向一個國家發起一場傳統戰爭的時候，卷入這場戰爭的不再是傳統模式的雙方參戰軍隊。
兵戎相見的雙邊對決模式已被一種三角模式所取代。恐怖分子轉移陣地，將仇恨與報復施加于手無寸鐵、毫無防備的無辜平民身上，而城市與城市居民則成了戰爭的直接首要受害者。
倫敦的襲擊再次讓西方人明白一個道理，無論你的國家是如何富有，如何采取各式保護措施，縱使距離戰爭發生地千里萬里之遠，也無法躲避戰爭帶來的種種劫難。
紐約、馬德里、倫敦，下一個遭遇恐怖襲擊的將是哪座城市？
作者：早報記者 劉莉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