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了，日本還沒有補上正確對待侵略歷史這一課。那么，60年來，日本都干什么了？”在整個采訪過程中，這句質問留給記者的印象最為深刻。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金熙德博士接受了本報記者的獨家采訪，就日本如何紀念“60周年”、日本對二戰歷史的態度和認識根源以及中日關系現狀等
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日本對戰爭的紀念日益右傾
記者：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世界各國都舉行了紀念活動。日本的紀念活動與其他國家的紀念活動相比有何異同？
金熙德：日本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與其他國家相比，有其共性，也有不同。
二戰后，廣大日本國民深刻認識到戰爭不能再打了，對軍國主義深惡痛絕，因此，在日本國內興起了和平主義思潮。60年后的今天，廣大日本國民反對日本重新走上戰爭道路、渴望和平的愿望依然沒變。所以，大多數日本人在回憶和紀念那場戰爭時，都主張防止二戰這樣的慘劇重演，這一點與被侵略國人民是共同的。
但是，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對“60周年”的紀念始終伴隨著右翼和左翼兩股力量的斗爭。近幾年來，右翼保守勢力的力量越來越強、聲音越來越大，對戰爭的紀念方式和內容越來越右傾化。
右翼勢力所推動的“60周年”紀念活動，不分加害者和被害者，有意模糊戰爭的性質和責任，這一點和當時同是二戰禍首的德國和意大利不同。德、意每年在紀念時都清楚地表示，我們當時是侵略國，那場戰爭是我們發動的。而日本對加害者與被害者的戰爭責任卻有意模糊。他們聲稱，那是一場很悲慘的“相互戰爭”，以此混淆侵略戰爭和被侵略戰爭的不同性質。基于這種認識，他們紀念戰爭的方式就是，紀念陣亡者，而不問這些日本軍人是為何陣亡的。
另外一點很嚴重的是，他們反對中國、韓國等受害國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把中國在南京、沈陽、盧溝橋等地舉行的大規模紀念活動污蔑為“反日教育”。
日本沒有補上歷史課
記者：如您所說，上世紀90年代以后，整個日本社會“向右轉”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
金熙德：我所說的右翼勢力是指廣義上的右翼勢力，不是狹義的。他們是以相同的政治見解和觀點為紐帶聯結起來的，其勢力貫穿到日本政界、學界、媒體及日本社會。這些人雖說在數量上占不了大多數，但他們的能量卻正在逐漸占領日本的政治中樞。
出現這種局面有這幾個原因。首先，日本目前的經濟不景氣，國民缺乏信心，普遍認為日本國力節節上升的時代已經結束，整個社會普遍籠罩在悲觀主義情緒之下。基于此，一些人便利用中國的崛起做文章，認為“日本現在處在相對劣勢，如果再不加強軍事力量、再不否認歷史，以后就沒機會了”。
其次，這種“右轉”趨勢與美國現有的國際需求一拍即合。美國也在防范中國，因此，日本右翼便公開叫囂“美國贊成我們和中國對著干”。
第三，日本在教科書問題上的“去歷史化教育”導致日本年輕一代不懂歷史，容易被右翼勢力所蠱惑。
記者：同是發動了二戰、給鄰國帶來了巨大痛苦的國家，但日本為什么對戰爭的認識卻與德國大不相同？
金熙德：這是因為日本在戰后就反省侵略歷史問題沒有形成統一的國家意志、統一的國家法律、統一的國家輿論。直到今天，日本整個國家、整個民族都沒有經歷“反省歷史、從而形成統一的國家共識”這個過程，而德國經過了。
正因如此，在日本，任何行業的人對待戰爭的觀點都是分裂為左、中、右的，包括戰后的歷任首相都是如此，有的首相能相對較好地反省歷史，而有的首相，如小泉，就不能。試想，假如日本有法律明確規定“首相不能參拜靖國神社”，那他還會去嗎？而在德國卻不是這樣。德國對此有明確的法律規定，為納粹平反、叫好是違法行為。因此，在德國不可能出現“總理公然祭奠二戰戰犯”這種行為。
記者：不補上“正確對待侵略歷史”這一課，會給日本帶來什么后果？
金熙德：從短期利益來看，日本在亞洲會處于被動地位，不能成為堂堂正正、受人尊敬、具有國際感召力的政治大國。從長期來看，對日本國民在國際上的生存環境將是不利的。
中日“政冷”僵局還會持續
記者：有人認為當前的中日關系是“政冷經熱”。您對此怎么看？
金熙德：自從小泉參拜導致中日首腦互訪中斷以后，中國出現了“全民關心中日關系，全民參與對日關系大討論”的罕見現象。我認為，這是因為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民眾有閑暇、有政治覺悟、有知識水平、有信息來源和發送途徑，來參與國際政治和外交問題了。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輿論界和學界對目前中日關系“政冷”僵局的認識又出現了一種混亂狀態，比如出現了要“及早解套”這樣的急躁情緒，同時也出現了很多建議和可選擇方案。從中，我也看到了一些十分模糊的觀念。
第一，混淆了現象的原因和結果。中日“政冷經熱”僵局是有原因的，解鈴還須系鈴人。有些人只從結果考慮問題，認為“加強首腦互訪”就可以了。但其實，在“參拜靖國神社”這個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首腦互訪是不大可能重開的，否則對中方是一種屈辱的安排。
第二，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政治目的看得太簡單，比如有人把它歸結為小泉的個人性格問題。而實際上他的政治目的和客觀后果顯然是為甲級戰犯平反。
第三，中日關系當前出現“政冷”不是偶然的，而是在整個日本社會“向右轉”的大氣候下出現的。小泉內閣推行“親美抑華”政策，努力擺脫二戰體系，包括改變和平憲法、推翻遠東審判結論。
作者：本報記者 劉坤喆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