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一篇題為《衛生部稱市場化并非醫改方向》的文章，引起了全社會對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廣泛關注。
文章引用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的話表示，他在前不久與衛生部某司的一位領導談話時，對方明確指出：“產權改革不是下一步城市醫療改革的核心內容。”
據此，廖新波疑惑：可能由于去年關于醫
院產權改革的爭議較多，加上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引發的“郎顧之爭”，使得衛生部對下一步的醫院產權改革更加慎重，對醫院產權改革采取了緩行、慎行的處理方式。
此消息經媒體報道后，很多人感到，醫院產權改革似乎來了個180度大轉彎。
衛生部衛生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胡善聯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衛生部正協同相關部委制定一個綜合改革方案，已經過幾次討論。該方案主要是先選擇幾個城市做試點，推進以“三醫聯動”
(三醫即醫院、醫保和醫藥)為核心內容的醫療衛生綜合體制改革。
據《瞭望東方周刊》了解，在這些改革得出經驗后，再在全國范圍內推動醫療衛生體制改革。
試點綜合改革
胡善聯所說的“三醫聯動”的改革方案，是要在幾家部委協商一致的基礎上，對中國醫療衛生體制進行綜合改革。
這樣的改革方案，顯然與此前各地廣泛進行的“醫院轉制”模式有很大的不同。此前的醫院轉制，用一些人的話說，主要就是“賣醫院”，將醫院民營化。
胡善聯認為，“三醫聯動”試點能否成功的關鍵問題在于補償機制。“任何改革都是有成本的，這個成本由誰來支付，是方案討論過程中大家爭議最多的地方。”
此次改革的目標是解決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而要把醫療費用降下來，就要看到底是哪個環節使醫療衛生服務費用如此之高，這樣才可以確定在哪個環節降下來。
醫院、藥店和藥廠等相關機構各自要去掉多少利潤？
胡善聯笑道，當然關系到自身利益的各方都希望自己的那塊肉不要被削，至少被少削掉些。利潤下降后，財政補貼多少也是個大問題。
胡善聯舉例說，在西寧曾經進行過醫藥分開改革試點，這個試點開始一年多是由政府主導，財政補貼，現在財政不再承擔那部分補貼資金，試點就搞不下去了。
這就需要多個部門間進行協調，“沒有一個綜合協調部門，衛生部開會，別的部委都可以不來，這樣怎么能解決問題？”胡善聯認為，很多時候，醫衛改革沒有進展的帽子被扣在衛生部頭上，但就衛生部來說，很多事情根本不可能靠自己單獨完成。
目前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涉及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民政部、衛生部、發改委、財政部等機構。
藥品是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負責，勞動和社保部主管城市職工的醫療保障，民政部負責醫療救助，衛生部主管醫院，農民的醫療保障也屬衛生部管理，國家發改委管理醫藥價格，也管衛生機構的基本建設投資，財政部管日常的業務費和人頭費。
正是由于醫療衛生體制形成了“九龍治水”局面，才使改革很艱難，并非衛生部一家所能解決，盡管如此，衛生部還是一致致力于建立一個能夠保障公眾健康的醫療衛生機制。
從SARS開始，衛生部對醫療衛生體制改革開始淡化。一位業內人士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我跟他們(衛生部官員)聊天時，他們講，現在終于理清思路了，我們衛生部就做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和衛生監督。對醫改基本不提了。”
事實上，在2004年，業界已基本形成共識，認為從2000年開始的醫改已經走到頭了，各種改革都不了了之。“現在新的改革實際上是推倒重來，重點是明確政府定位，醫院的定位。”這位業內人士說。
市場方向還是管制方向
在醫療衛生體制改革過程中，一直有觀點鮮明的兩派:主張政府主導的政府派和主張市場化的市場派。
業界比較共同的看法是，雖然中央政府并沒有明確說法，但此前的改革方向無疑是市場取向的，各地成立了大批民營醫院，而公立醫院則紛紛引入其他資本。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對《瞭望東方周刊》表示，這些年來，由于很多人認為中國經濟的活力和取得的成績主要來自市場取向的改革，于是大家有市場萬能的錯覺，其實像醫療衛生行業，單靠市場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在西方國家也是由國家主導。
胡善聯則表示，這些年來推動市場取向改革多是地方政府，但這并不是說不要政府的主導作用了，像醫療衛生行業不可能全面推向市場。政府的作用和市場的作用都需要，過去市場化的做法多些，現在可能更強調政府。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側重點。
上海流通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汪亮是業內公認的“市場派”。他向《瞭望東方周刊》表示，如果說到改革就是要財政出多少錢，要國家大包大攬，看起來好像是加強政府職能了，其實是走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
他主張，要注意市場經濟的大背景，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醫衛體系。社會事業要由政府和社會共同協辦，醫院應該實行管辦分離，動員一切社會力量參與其中。
改革關鍵所在
汪亮抱怨，醫療衛生系統內真正贊成市場取向改革的人不多。尤其是SARS后，主管機構總會考慮到，如果再發生大規模的傳染病怎么辦？如果政府不辦醫院了，該怎么調配醫療衛生資源呢？
他認為，其實這個問題是不難解決的，在《醫院法》中規定緊急情況下國家可以在一定條件下調配醫衛資源，就不失為一種好的方法。
根據汪亮的觀察，這幾年來，不同地區的政府有截然不同的態度：發達地區的政府不愿放手，因為醫療衛生機構本身是一塊優質資產，除非中央決定要改，它只好執行；貧困地區呢，則很希望脫手，有些地方就是半賣半送，因為如果現在送掉了，他以后的財政補貼就不用了。
中國之大，使得改革不可能在全國范圍內推行一個模式，一位業內人士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拋開市場化和管制不談，改革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有兩點：一是在目前“以藥養醫”的情況下，怎么切斷醫院和藥品之間的利益紐帶，而在政府沒有足夠的錢進行補貼的情況下，切斷了這個紐帶后，醫院的不足費用又從哪里來？不解決這個問題，一切改革都無從談起；二是現有的社會保障體制要進行大規模的改革。
這位人士回憶說，在2001年到2003年時，衛生部官員接受采訪還比較多，會站出來解釋關于改革的各種問題，后來就不怎么接受采訪了，說他們該出臺的政策都已經出臺了。
然而，就目前來說，擺在醫療衛生改革決策者面前的兩種方式該如何回應，依然是下一步工作中必須回答的問題。(《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覃愛玲/北京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