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經濟發展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東西德合并等因素的制約而放慢腳步時，高福利的德國再也不堪重負。
德國駐華大使史丹澤(Volker
Stanzel)博士1990年至1993年間曾任德國駐華大使館新聞處處長，在中國媒體圈內有一些老朋友，11年之后重回中國任職，他仍然記得這些老朋友。
這位去年9月份
新上任的駐華大使不同于一般政客，至少給人的感覺是這樣。他相當地平易近人，說話直截了當，沒有圓滑的外交語言。在接受《經濟》記者的專訪時，這位英語水平相當好的大使堅持使用他的母語。同行的攝影記者說，早就聽說德國人辦事嚴謹，只是沒想到他們如此認真。
《經濟》：今年是中歐建交三十周年，現在人們已經慢慢習慣說“中歐關系”、“中歐貿易”而不是“中德關系”或者“中德貿易”，也就是說德國把很大一部分事務的決策權給了歐盟總部，您對此怎么看？
史丹澤：這是我們主動希望這么做的。歐盟成員國的聯系越來越緊密，歐盟市場只能被看作一個整體。我們從歐盟的統一市場中獲利，我們的貿易伙伴也能從中獲利，因為在進行市場準入的貿易談判時，他們只需要面對一個談判對象，而不再需要和各個成員國談判，這節省了很多人力物力，歐盟的話語權也更大。比如說紡織品問題，各個成員國已經將權力全部移交給歐盟，成員國內部無法自行決策。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歐盟的權力還不夠集中，比如武器禁運問題，需要各個成員國國內批準。
《經濟》：德國國內正在實施重大的“2010議程”，您怎么看待這個改革方案？
史丹澤：“2010議程”的改革措施遠遠不夠，只是一個開始。但是這對改革者和民眾來說都是巨大的壓力和挑戰。“2010議程”改革和前面提到的經濟結構調整密切相關。例如，在西德，如果一個工廠想要提高效益，可供他們選擇的途徑已經不多——提高生產率或者提高人員素質。但是這兩方面在短期內可以提高的空間已經很小。所以政府需要幫助企業減少社會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以降低成本。但是減少社會保障支出又非常難，面臨很多阻力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聯邦德國的歷史上，類似的改革有過多次，但是所涉及的人口和改革深度沒有一次能夠比得上1998年開始醞釀的“2010議程”。
《經濟》：既然“2010議程”面臨如此大的壓力和反對意見，是否有必要擔心在不久的將來夭折？
史丹澤：如果進行一項勇敢的改革措施，失敗的風險總是很大的。如果改革想繼續下去，并且改革的實施者想贏得競選，那么他們就要說服大多數人相信改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只有改革有利于大部分人，人們才會支持。
在一個像德國這樣的復雜的多元化的社會里，政府受到各方面的影響，對他們的政策的評價也是各執一詞。在1997年以前，關于養老金制度改革，當時曾經討論過是否可以借鑒美國或者丹麥的模式，也就是讓企業員工自己購買一部分人壽保險和企業股票來分擔企業的負擔。現在看來幸虧我們沒有這樣做，因為后來的事實表明，人壽保險公司的情況不容樂觀。美國和加拿大的大部分養老基金財務狀況令人擔憂。所以德國所實施的養老金改革制度完全是基于德國的情況制定的。
《經濟》：改革有沒有改變人們的心理預期，讓他們感到未來的生活會更艱難？ 史丹澤：是的，的確有些人這么認為。
《經濟》：德國所實施的改革會不會把德國經濟模式引向“美國模式”？
史丹澤：不會，我們想避免這種趨勢。美國的社會差異非常大，而這是我們一直想要避免的。只有避免過大的社會分化和差異，整個社會才能穩定。
《經濟》：但是現在確實有更多的人在推崇“美國模式”。
史丹澤：也許在中國是這樣。我們研究了各種模式，但是我個人不敢想像把“美國模式”應用到德國身上。
《經濟》：那么您覺得德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對中國有哪些借鑒意義的呢？
史丹澤：我覺得很少，即使有也是很抽象的。德國的人口只相當于中國的一個人口大省，但是德國的工業化歷史是悠久的。中國受到龐大人口的壓力，大多數中國人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內增加福利，達到小康水平，因此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必須縮短，而在德國當時我們還可以有時間慢慢來。150年前，德國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50年前，由工業社會進入后工業社會，15年前，德國開始邁進全球化信息社會。中國沒有時間一步一步來。
《經濟》：歐洲通過一體化來避免沖突的經驗能否被其他地區所借鑒，比如東亞？
史丹澤：在一個非常抽象的意義上講是這樣。但是一體化需要主權國家讓出部分主權，只有這些國家擁有共同的利益時，才會選擇合作，在世界各個地區都是這樣。文/本刊記者
劉建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