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釗：1939年生，現任國家級督學、全國教育督導研究會副理事長、山東省教育學會副會長，曾任山東省教育委副廳級督學，在教育督導、教育政策研究方面卓有建樹。 《新教育周刊》：暑期將近，擇校再次成為社會焦點。作為一名資深教育工作管理者，您認為擇校熱的癥結在哪里？
馬釗：歸根結底在于優質教育的供給總量滯后于人民群眾對優質教育的需求。擇校熱反映了教育發展的不均衡性，優質教育的學校太少而要求到優質教育學校的學生太多；正因為優秀學校太少，滿足不了需求，因此形成了賣方市場，學校及其主要部門以奇貨可居，便用高收費的經濟杠桿來調節市場；除了貨幣購買之外，要想獲得優質教育資源就是靠學生的考試分數，這樣學校就要讓師生加班加點，擴大知識涵蓋的范圍，提高運用知識的熟練程度，這就勢必增加學生的課業負擔，影響學生的全面發展。這三個熱點雖然在社會上已經形成了多年，社會反響強烈，教育部門也三令五申要求禁止，但至今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根本問題沒有解決，即優質教育資源的供給總量滿足不了廣大群眾日益增加的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
《新教育周刊》：要破解教育不均衡的難題，首先應該正本清源，究竟什么原因導致現今的教育失衡？
馬釗：目前，教育發展的不均衡性與當前中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有著密切的關系。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俄羅斯血統的美籍教授庫茲涅茨在分析貧富差距的變化情況時發現了一條曲線，假設由縱軸表示不平等，橫軸表示人均GDP，一個國家人均GDP和不平等的關系是一條拱形（倒U形）曲線的樣子，即一些完全沒有發展的貧窮國家貧富差距也不是特別大，然而在人均GDP500至1000美元時不平等程度會急劇上升，達到峰值以后，隨著該國人均GDP的進一步增長，貧富差距指標又會逐漸下降。當前中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就是因為中國處在曲線的上升期，貧富的差距直接影響到教育的不均衡性，這是客觀規律。另外，當前教育發展的不均衡性，與政府教育政策的調控也有直接的關系，上世紀80年代，中國提出了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方針，面對人才嚴重短缺資源嚴重不足的狀況，要求各級政府要集中力量辦一批重點學校，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所以說當時的教育政策是效率優先的英才教育，關于教育公平，教育均衡發展的問題放在了次要的位置。這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完全必要的，是正確的。但是也為今天的教育不均衡發展埋下了隱患，這是不得已的選擇，效率與公平不可兼得。
《新教育周刊》：如今教育均衡發展已經成為從上至下的重頭工作，您認為應該先從哪些方面進行突破？
馬釗：當前應該重點解決基礎教育階段的不均衡，尤其是義務教育階段的不均衡，至于高等教育，當前剛剛進入大眾化階段，還不可能為每一個適齡青少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談不上普遍的公平。而九年義務教育是國家法律規定的，所以應該是政府政策調控的重點。
我有四條建議。一是省市兩級政府應該從本地實際出發，制定現階段義務教育學校基本辦學標準，通過普查，摸清達不到辦學標準的學校名單，據此制定規劃，調整布局，增加投入，爭取在2010年之前，實現縣區范圍內義務教育階段辦學條件的相對均衡。二是實施名校帶動工程，原有的高水平重點學校、規范化學校、實驗學校要與薄弱學校結對子，使薄弱學校成為重點學校的分校、分部。教育主管部門對學校的各種考核都按一個學校對待。義務教育階段學校不得由公辦改為民辦，民辦學校要名副其實，真正與公辦、國有脫鉤，成為獨立法人。三是大力抓好校長和師資隊伍的培養、培訓和管理。教育發展不均衡，除了辦學條件的差距，最主要的還是管理水平的差距和師資隊伍的差距。因此教育部門除了大力提高師范教育的質量以外，要強化對現有老師的培訓。在管理方面，要實行教師資格準入制度和淘汰制度，不斷優化教師隊伍，要實行校長、教師輪崗制度，鼓勵優秀教師、優秀校長到薄弱學校工作。四是改革對義務教育學校的評估、評價制度。過去由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門在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評選重點學校、規范化學校、實驗學校的做法，實際上加劇了學校間的不均衡發展，挫傷了薄弱學校的辦學積極性。政府及教育督導部門應加強對某一區域內整體辦學水平綜合評估，重點看均衡發展的水平，對學校則側重進行發展性評估，看學校自身的提高幅度。本報記者劉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