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領是第一批沖出體制重圍的先行者，由于具有“摸著石頭過河”的先鋒性，一度被社會寄予厚望。他們的一言一行被打上時代標簽，被改革者注意著。
由于處于社會結構的最中層，白領是最為溫和的力量，也似乎正因為此，在政策設計者們對下層弱勢群體關愛和同情，又對特權階層和巨富人群鮮有約管的情況下，在僅僅出現
20多年后的今天，白領不知不覺淪為一系列政策的受損者，他們在重負下前行，成為體力和腦力嚴重透支的人群。
很少有人再像從前的白領一樣，為了格調而格調，為了光鮮而光鮮。
月薪2500元的白領堅守
-本刊記者/曹紅蓓
魏紅蕓1980年出生，2003年大學本科畢業。到今年8月份，就工作滿兩年了。現在的她，是一家民營公關咨詢公司的總經理助理，一個年輕的北京小白領。
在這家30人規模的公司里，作為經理助理，魏紅蕓要負責協助公司內部的行政、人事管理、經理的業務助理、管理圖書、后臺資料、寫各種綜合報告、組織培訓等工作。雖然能學到很多東西，但大量的仍是重復性和事務性的工作，有時候下班回家還要寫報告到凌晨，魏紅蕓時常感覺自己就像個賣苦力的。
每天早上六點半，魏紅蕓都要和手機鬧鈴搏斗半天才能從床上爬起來。她跳過一次槽，因為原來的公司在北京西三環，現在的公司在朝陽區光華路，她的小窩沒及時跟著搬過來，坐空調大巴上下班，路上不堵車也要一個多小時。如果早上七點鐘還沒出門，因遲到扣錢的風險就很大了。冬天，為了能多睡會兒，她常常帶上毛巾到公司洗臉。晚上回到家總要八點多，想著沒過幾個小時就睡覺了，為了怕胖，晚飯只吃菜，不吃主食。
魏紅蕓所在的部門是六天工作制，這是要來上班的時候就談好了的。魏紅蕓現在承認，當時真沒想到一周工作六天是這么要命的一件事。讀書的時候魏紅蕓有個要好的男孩子，去年兩人開始真正處朋友，但只交往了半年就分開了。“真沒時間談啊。”
魏紅蕓說。
魏紅蕓的月薪，是稅后2500元。
她不存錢，也存不下。最大的花銷，就是買衣服。公司對員工著裝有嚴格的規定：有客戶來的時候必須正裝，平時必須穿有領、袖的上衣，裙子不能超過膝蓋，夏天的鞋子不能露腳趾。有一次，魏紅蕓穿了一條坎袖的裙子上班，被領導嚴厲批評，勒令今后必須放一套正裝在公司。魏紅蕓比較注重牌子，她買一套職業裝的價位基本在800元到1500元之間。
雖然工資不高，但還要維持“白領”的體面。
在魏紅蕓看來，現在的公司并非理想，但比起第一份工作來，已經好得太多。在第一份工作中，初涉職場的她不留神卷入了一場辦公室政治的旋渦中，離職前幾乎有一個月的時間，她天天下班后就鉆進路邊的電話亭，躲開同事和室友，在IC卡里跟媽媽哭訴工作中的委屈，站著哭到天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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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白領幻影”
很多年后，她突然覺得，自己不是白領，白領是那些很忙的人
-本刊記者/曹紅蓓
1998年，吳菲畢業于國內某重點大學。還在學校的時候，香港女作家梁鳳儀的“財經小說”風行一時，梁的小說吳菲看過很多，小說中描寫了很多叱咤商場的職業女麗人形象。臨近畢業時，吳菲已經特別不想繼續讀書了，她渴望著能做一個OFFICE小姐。
后來，她順利進入中關村一家大型民營高科技企業工作。這家企業是上市公司，有自己的辦公大樓。在初入職場的前兩個年頭里，吳菲覺得自己當然是個白領。
上班后的第一個月，她就給自己買了一部手機，當時光入網費就1600元。她試圖兌現時尚雜志上的白領做派：出門打的、置職業裝、高檔護膚品、還時不時地上飯店吃大餐。薪水月月花光自不必說，吳菲還曾做過一樁現在看起來近乎瘋狂的事：1999年冬天，當時她的月薪是2000多元，卻花3000元買了一件羊絨大衣。為此，她和媽媽吵翻了。
意氣風發的白領心態，在入行兩年后已經消失。五年后，吳菲跳槽。
2003年盛夏，當吳菲一身正裝走進位于新聞大廈的新東家上班的時候，她驚奇地發現，自己同事們的著裝比原來的公司隨意了很多，有人甚至在辦公室里穿著短到幾乎說不過去的熱褲。
此時，月薪7000元的吳菲雖依然常去大商場流連，但更多是在萬通小商品市場、動物園服裝市場等地，和學生、下崗女工們一起淘那些50塊錢上下的裙子、10多塊的T恤。自己動手搭配，效果也還不錯。
吳菲買過《格調》，看過話劇，練過瑜伽。所謂典型的白領文化生活，她都嘗試過。但她承認，唱歌、看電視劇這些俗不可耐的愛好仍是最喜歡的休閑方式，因為這可以讓自己緊繃的神經松弛下來。
現在她覺得，決定白領不白領的因素，是生活方式：高付出、高回報的生活方式。
吳菲說，放眼看去，那些白領們，個個行色匆匆，目光呆滯，在這個時代，格調還有，但大家沒心情太過講究了。-
白領“家常化”
當“白領”這個字眼還在滿世界的廣告詞里招搖的時候，肯坦然認為自己是白領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很明顯，這樣的白領生活，并非他們曾經想要的
-本刊記者/曹紅蓓
“每天清晨，當我把藍色的胸卡往襯衣左邊的口袋一塞，騎上單車哐啷哐啷的時候，嘈雜聲讓全大院都知道，這個‘偽白領’又要上班去了。”一個在位于北京太平洋電腦大廈內的網絡公司上班的小伙子在自己的博客中這樣描述一天的開始。
事實上，當“白領”這個字眼還在滿世界的廣告詞里招搖的時候，肯坦然承認自己是白領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在從同一幢高檔寫字樓里走出的面貌相似的人們中間，月薪兩三千的，認為掙七八千的才是真正的白領，掙七八千的，認為掙一萬以上才是白領，而掙一萬以上的，則反過來認為那些掙兩三千的才是白領。到底誰是白領？大家為什么對“白領”身份如此不自信？
體制外的“先行者”
根據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白領》一書中的描述，白領為科層制中非體力勞動的雇員。在美國，政府官員、銀行職員、教師、推銷員和辦事員等都是白領的傳統職業。
然而這并非白領的中國含義。雖然早在80年代初，白領一詞就在民間用來指外企雇員，但學界認真考慮白領的意義，是在90年代末期。“在中國，白領是一個活的概念：誰是白領，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人群會有不同的理解。”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前系主任謝遐齡回憶，1997年他以白領為目標做社會調查時，課題的名字還不敢用“白領”，而以“城市里的新興管理人員”代替。
他在做第一次關于“誰是白領”的調查時，國營企業的管理人員一致否認自己是白領。謝遐齡認為，中國白領一開始就打上了體制外的烙印。雖然現在體制內外的界限已經變得模糊，但這個烙印的影響依然深刻。白領俱樂部網站負責人秦偉說，俱樂部明確吸納事業單位員工和政府公務員，但事實上這兩類會員所占比例仍然非常小。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院長楊河清認為，白領既是職業群體，也是社會階層。低階層的人有時用“白領”來指所有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而上層人士卻不承認白領也屬于上層。
綜合學界的幾種主要觀點，目前中國的白領人群應大致滿足這樣一些基本特征：非體力勞動的、高等教育背景的、較高收入的、多半是體制外的、多半是受雇于人的。
壓力之下顧不上太多“面子”
過去一提到白領，總是和體面、高級、風光等感覺聯系在一起，然而，現實中越來越多的白領卻用真實生活展現著另外的圖景。在城市中擦身而過，他們僅僅是平凡路人、甲乙丙丁。
白領的平凡首先體現在收入上。白領的收入，尤其是作為龐大白領隊伍基座的普通文員的薪水，已經與他們所謂體制內的對應者或者藍領工人相差無幾，甚至更低。上海白領俱樂部接納會員的收入底線是月薪2200元，而上海一些大型國有企業和合資企業中，普通工人的年收入也可以達到7至10萬。中層白領靠貸款消費支撐著房屋、汽車等龐大的固定開銷，而低層白領不僅自己存不下錢，還要依靠父母資助。
白領的生活圖畫更加家常化了。地鐵里蒼白疲倦的臉、小飯館里扎堆吃工作餐的三五同事，都成為白領新的招牌形象。年輕白領通常花幾百元與人一起合租房子，收集各種飯店固定時段的優惠券，名牌衣飾不打5折不買。
與此同時，一些傳統的白領價值觀不再為人推崇。《時尚》雜志社公關經理徐聰原先是一個過去意義上的標準白領。來《時尚》半年后的9周年社慶酒會，讓她有豁然開朗之感。那天，她做了一個夸張的發型，穿一條白桌布似的鏤空長褲，引來眾人的贊嘆。老板稱許她：“這多好！以前我還以為你挺白領的呢。”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學生針對白領消費觀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無論是服裝，還是其他類型的消費上，當下白領都趨向務實、隨意，不會為了面子委屈自己。
在這個年代，白領幾乎成了“脂肪肝和早衰的代言人”。來自零點指標數據網的《2003年白領工作壓力研究報告》表明，近三分之二的公司白領表現出需要問醫的心理疲勞癥狀，其中，“在太短的時間有太多事情要做”和“不得不迫使自己跟上新科技或本領域的發展”被并列為首要工作壓力來源。壓力之下，年輕白領玩命工作，一些80年代曾經輝煌過的老白領現在跟不上了。
在過度推崇后名望下降
實際上，美國在上世紀40年代后期，白領階層收入和社會聲望的下降趨勢就已經很明顯了。到90年代，男性白領們與在經濟衰退的70年代初工作的人們相比，每小時平均工資僅增長了6美分。米爾斯在著作中說：“白領人士向各種高級因素借用名望的傾向非常突出。”而那些“白領群體成功地要求比工資勞動者享有更高名望的根基”本來就是“脆弱和含混”的，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白領的社會聲望必定會下降。更何況，在中國，白領的社會經濟地位確實曾被過度推崇。
零點調查公司總裁袁岳介紹，北京的白領人口大概占18%-25%，而全國總人口中白領的比例連3%都不到，中國其實還是一個典型的藍領社會，但正因為在這樣的貧窮社會中，操作型工作者普遍被蔑視，白領“美好生活”的虛假概念甚至在農村都有廣泛的影響。
90年代中期之前，大學生一畢業就是國家干部。而向市場經濟轉型之后，經濟本位思想的流行使大學生的就業目標很快從“國家干部”轉向了“城市白領”。“1997年高校開始擴招后，國家政策作為宏觀環境與家長孩子作為行為主體從兩個不同的方面不約而同地強化了高等教育目標的白領職業幻影。”
袁岳說。
袁岳稱，從職業結構的角度來看，藍領、高級藍領、普通白領、高級經理人在數量上組成了金字塔型結構。高級藍領不發展，就很難養活足夠的辦公室人。高校大舉擴招的結果，必然造成白領人才的貶值。
2002年，大學畢業生見習期結束后的正式月薪達到高峰的4000元，而到了2003年，第一批大規模擴招后的學生進入職場的時候，起薪降到了1500-2000元。楊河清認為，現在的低工資，有點矯枉過正。高等人力資本投資過高，造成的社會壓力，勢必在方方面面顯示出來。
楊河清傾向于把白領的“家常化”解釋為白領內部結構產生分化的結果。以外企人才為例，北京外企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艷珍說，20世紀90年代以前，語言是外企人才所需的核心素質，后來在語言能力之外，又加上了國際貿易知識，到90年代中后期后，外企的本地化程度更高，多職能，多層次的人才結構建立起來了。相應地，根據不同的職務、績效，薪酬體系的級差很大。
楊河清認為，眼下白領的起薪雖低，但是提升快，而這是藍領和農民工不可能獲得的機會。從這個角度上說，白領的“家常化”也是市場化下的人力資源體系從初級向高級進化的表示。-
白領20年：云端歸來
20多年來，作為一個引人注目的職業群體、社會階層，中國白領曾劃過的絢麗、迷離的軌跡，再也不會重來
-本刊記者/曹紅蓓 □喻劍
改革開放之初，外企開始在中國內地設立辦事處，緊接著有了外企的中國雇員。1979年11月，北京外企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FESCO)成立。這個時間大致可以被看作是中國第一代白領出現的起始點。整個80年代，白領幾乎就是外企員工的代名詞。
最早的白領人才基本等同于外語人才。在封閉30年后的中國，這種人才寥若晨星。有一次，上海市對外服務公司曾輾轉在一家街道工廠找到了一個自學外語成材的青年，可廠里死活不肯放人。于是為此找到街道、區政府、區工會、集體企業管理辦，耗時兩個月，最后那青年被廠里登報除名，才成為一名外企翻譯。“白領一定是體制外的人”，這一觀念很長時間中占據著人們的頭腦。
除了自學成才者，像洪晃那樣70年代的留美學生更是物以稀為貴。1984年，在成為職業出版人之前，洪晃留學歸國，在一家美國外企找到第一份全職工作，月薪800美金，而當時一個普通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是每月56元人民幣。
拿著百倍于普通人的工資，80年代的洪晃卻“對奢侈沒有概念”。最“奢”的時候，她在天壇附近的乾隆綢店買回一千多塊錢的綢子，回家即被母親數落；平常，她在家里自己做飯，出行時坐公司的車。
1985年5月，上海第一幢涉外高級寫字樓聯誼大廈開盤。從這幢上海第一座全玻璃幕墻建筑中進出的男女，個個體面至極，以致一些80年代畢業的上海大學生如今還在說：“當時我的理想就是能在聯誼大廈上班。”
1988年，《解放日報》登出第一則英文招聘啟事，應聘者如云。80年代末90年代初，許多人在停薪留職的名頭下，做出了在那會兒看起來仍屬驚天動地的選擇。當時外企員工的薪水普遍是體制內的5到10倍，文秘、司機等也是每月五六百外匯券。
北京外企人才服務公司副總經理張艷珍回憶說，在改革開放的前15年中，要想成為一個高薪白領，體制內的房子是最大的后顧之憂。因此，當時中國出現了很多夫妻雙方一個在體制內一個在體制外的“兩棲家庭”。這時候，一些白領也開始張揚、炫耀，他們頻繁光顧城內有數的幾家西餐廳，把磚頭般的“大哥大”放在桌上后，便開始夾雜著英文詞的高談闊論。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隨著人事、社會保障、流動就業制度的不斷松動，人們對體制外就業開始有信心了。1993、1994年，外企進入快速膨脹階段，大量民營第三產業中的雇員也加入了白領陣營。
1994年，寧靜主演的電影《奧菲斯小姐》公映，白領社會聲望的黃金時代到來。
在消費方面，80及90年代前半期的白領，雖然收入數倍于體制內的同齡人，但受整個信貸環境缺失的影響，消費力并不突出。90年代中后期開始，白領成為各種宣揚高消費的商業動機“圍追堵截”的對象；時尚雜志、流行影視作品、流行文學合謀把白領塑造成“美好生活”的代言人。就在此時，白領內部分層加劇，中下層白領與其他社會階層人的收入差距明顯縮小。
進入2000年后，外企數量進一步增加，1998年上海注冊的有2萬家外企，到2005年增為12萬；民營力量席卷包括文教、衛生等在內的各個領域；公務員漲薪，政府實際上成為白領的最大雇主，體制內外的界限變得模糊。一方面，從人數上，白領的規模空前擴大；另一方面，隨著高校大規模擴招后的第一批畢業生走上職場，白領降薪寒潮驟至。在90年代白領神話中接受高等教育并初入職場的人認為自己并沒過上想象中的白領生活，很多人稱自己是偽白領。
正如洪晃所言，白領，作為“中國第一批職業人員，一個勤懇且辛苦的階層”，已由云端回到凡塵。-
“伊于胡底”的白領們
白領們的壓力之大，使得他們近年來成為各種維權的帶頭人，他們甚至一改不關心國事的習慣，而成為有所宣泄表達的愛國者
-文/余世存
我國的現代轉型，使人們“恍然大悟”地理解到，其成功必然寄望于市場空間的拓展、中產階級的壯大，如今改換了稱呼，叫公民社會。
這種依附型的現代轉型，使得人們天真地或不懷好意地為“市場經濟”、“公共空間”、“中產階級”吶喊助威，我國的“白領”階層在這種情況下“粉墨登場”。作壁上觀的階層或人們要么沉默，要么突然間暴發出一陣響徹云霄的歡呼，他們看著這個年輕的階層如猴一樣被戲耍。
除了對知識分子的愛恨交織外，社會、民間也不吝表達對白領的關心。人們已經在順口溜里表達了對白領們的嫉羨，并用自己的等級觀念為白領們分類：“一等女人嫁美軍，二等女人嫁皇軍，三等女人嫁國軍，四等女人嫁偽軍，五等女人嫁……”這種勢利且不論，白領們確實承載了太重大的社會使命：人們希望白領們先富并帶動女人家眷進而帶動大家共同富裕，人們希望白領們能夠獨立于傳統的體制成為真正的現代公民。
當是時也，白領們也確實表現出一種新鮮氣象。他們有自己的形象標識，“絕大多數人賴以生存的主流生活價值，他們很早就拒絕了。”但他們自成了主流，無論他們如何另類、各色，他們確實消解了“崇高”，他們給我們社會引進了“格調”。白領成了青春永駐的代名詞。他們制造了時尚，引導了一個傳統的土得掉渣的社會如何吃穿，如何使用電器，如何進行網絡的虛擬生活。
社會學家從社會結構的角度認為，一個社會總有中間層起著穩定的作用，甚至在60年代那樣一個總體性社會里，盡管社會運動不斷，卻能保持長期的穩定，也是因為它有工人階級，這樣一個利益有所保證的中間層在社會結構中起到的特殊作用，使得他們完全可被稱之為“準中產階級”；當代中國也是，改革開放中期的中國社會，如要評中堅力量，評選“準中產階級”，也許人們都會推選白領們。
但這個階層缺乏自我意識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們總是被他人命名，比如被稱為“小資”；他們缺乏大的社會關懷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們跟“憤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力量，他們沖擊了傳統體制，比如“單位社會”幾乎被他們沖垮，他們沒有表現出大的社會關懷，但他們的關心是具體而細微的，在環保、動物主義、發展主義、女權、弱勢等領域，白領們是先行和最有力的支持者。
時移世異，單位社會跟市場聯手反噬他們，白領就成了待宰的潔白無辜的羔羊。股市、房市、車市、教育、醫療，甚至利率，每一種被單位圈定的市場之手都來剝他們一層皮。白領們的生活節奏依然飛快，只是多了緊張和壓力，他們對未來已經沒有了從容和預期。他們在我們社會里的地位，連才進城沒幾天的農民都看出來了：他們哪里是中產階級，要說今天的中產階級，倒是有一個，那就是我們一體化或聯盟化的公務員隊伍。白領們只是高級打工仔而已。白領們的壓力之大，使得他們近年來成為維權的帶頭人，他們甚至一改不關心國事的習慣，而成為有所宣泄表達的愛國者。
說白領回到家常，回到了一種正常的序列，就像說他們曾被不正常地對待過，他們從天上跌到地上，從云間跌落紅塵，不過是說明白領回歸了傳統，或說被傳統社會收編了。但一個社會的“準中產階級”或中間力量，一個社會的轉型不得不依附于公務員隊伍，豈不是比指望白領更有悲喜劇意味。改革開放一圈，社會結構在增富中回歸了它的本性。那些指望中產階級、市場空間、白領、公民社會的朋友不知“伊于胡底”。
讓一部分人承擔現代轉型的重任是不切實際的，效果也不大，多年來我們一直在這種時代精神里消磨人生。讓少數人少數地區先富；從贊美發明承包制的農民，到指望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到經濟能人和企業家，到公務員；從溫州模式到珠三角到長三角到上海；從改革一代到新的人類；從白領到志愿者；從階層到地域到代際到義務奉獻，我們做了看客，也做了吹鼓手。社會福祉和個人心態如何，只有我們自己知道。-(作者為北京著名學者)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