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反思
1、 城市春潮涌動，性工作權當再思
從對男性性工作者的調查中可以看出，對性工作的權益堅持遠遠不只是女權行為。從漫長的勞工奮斗史中，我們知道勞動是怎樣進入公共領域獲得個體所需從而保障了權利，那么該討論的是性工作如何進入勞動的公共領域。此處遭遇到的困難在于，性生活被認
為是私人領域的活動，這里就牽涉到權利和利益的關系。每一個作為自然人的個體都有支配自己身體的權利，換言之，用身體及其勞作去換取利益，屬天賦人權；但是，正如〖美〗詹姆斯·S.科爾曼所言：“權利是一種存在于至少包括兩人的社會關系中的概念。”
那么，性進入公共領域將會遭遇吸煙者侵犯非吸煙者利益的情況。當然有人會說，可以似設置吸煙區，將吸煙者與非吸煙者分開，從而保護到每個個體的權利和利益。也就是說，讓需要性服務者與性工作者即使交換協議在公共空間進行，但性活動的進行確保它的私人性，這杜絕的只是性渲染和商業淫穢宣傳，此法行不通的是違反了商品市場規律。這里該進一步討論的是：人對自己的身體是否真得有自主權？否決性工作，存在許多傳統理念，比如婚姻關系中，不得有其他性行為，因為在法定婚姻中彼此才是對方身體的法人，也就是說身體并不屬于自己而是屬于對方；對未婚者也有一個假設前提，愛情是排他的，所以虛構出一個未來愛情的主體，它是現有身體的法人，因此沒有愛情與婚姻的性行為是不道德的。（這里我不說金錢關系，是因為愛情與婚姻千年來早已被銅臭熏染變色，難以純正討論。）所以本文要首先指出的是性工作者的工作權，首先要與法律對話。我在兩難思考的困境中曾采訪過一位60多歲的老作家，她認為，女性由于例假的干擾，對性需求的次數平均低于男性，所以有合法的性服務將有利于舒緩家庭矛盾。但是從在深圳居民的調查中（見圖2和表1），反映出深圳人在婚姻家庭和性觀念上也都比較傳統和保守。但從表3和表4來看，對三陪服務還是有部分人認同。
事實上“情感陪護”已是都市的一種新興職業，它以金錢或實物為交易前提，提供給消費者精神層面的有償服務。甚至不少大城市電臺、報紙都設置“隱私傾談”欄目，用聲音或文字來“撫摸”城市。更絕妙的是這些“絕對隱私”、“并非隱私”多數被結集成書，成為大眾文化在文學中的又一奇觀。這里還沒有算上色情網站生意的如火如荼。倘若這些每每用身體來點綴的隱私可以如此被編導、演播、販賣和炒作，堂而皇之地進入公共領域，對身體的服務為什么要杜絕？如果城市的需要是如此不能克制，那么性工作的權益就當是法律不得不反思的問題。
2、 妓權不等于女權
臺灣性工作者抗爭道：“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尊嚴。”這是針對身體不可以商品化抗言。她們尋求的是將公娼納入勞動制度，參與市場競爭。但問題在于妓權的堅持多半局限于反妓的某種說法之中，比如女性身體物化、性別歧視等，于是伸張妓權者要強調工作權的爭取本身也是女權的伸張。但從本文對男性性工作者的訪問中，這份工作對男性同樣重要，也就是說在工業社會里“經濟獨立”、“工作機會”本身是超越性別的客觀問題，當然其中某種程度上存在社會因素導致女性就業難度更大，但從本質上講遷徙、流動、移民等生存狀態在勞工市場上的不平等現象突出的問題更大。也就是說，在工業生產、商品交換日益國際化的同時，地方主義同樣勢均力敵，一個移民永遠不可能同本地人機會均等，這是人類進化、制度完善過程中仍然突顯的弱點，因了這樣的弱點帶給人的傷害超過性別或是其他之害。
在法律層面尋得保護是目前文明程度中唯一的可訴途徑。采訪中深圳這些20歲左右的鴨子，工作壽命只有短短3年，而且是將身體完全摧毀，如此的狀態恰在于他們處于城市的陰影中，他們只能隱蔽性地挑動這個城市的經濟，城市需要他們，但卻無勇氣承認他們；他們有權遭受城市法律的制裁，但卻無權獲得法律的保護。因此，妓權國際委員會提出的：色情工業該由娼妓來書寫的倡議，同樣適合于鴨子群。“性工作者（而非經理）應該有權決定色情工業的內容、生產程序、和經銷程序。”他們當同其他人一樣當免于強暴，“而且在強暴后擁有同樣的法律追訴權和社會支援。”
妓權國際委員會還肯定：“所有女人都有權選擇她們的交往關系，而且在任何私人或工作場域中都有權追訴暴力。”這一切無不適合于男性性工作者。試想想，如果不是這個行業被認定不正當性和不規范，那個22歲的湖北青年高才林，怎么會以自殺的形式離開深圳這個本來投奔夢而來的城市？
因此，面對城市爭取權益當屬全民的訴求行為，如果僅局限于女權范圍，有可能遮蔽其本身的普世性意義。
3、 影射城市性別
采訪中有一個25歲華維的工程師，她碩士畢業正在應考博士，由于深圳多數人生活在一種游戲過程中，有普遍感受這是一塊缺少玫瑰園的“情感沙漠”，所以幾年的深圳生活都沒有找到合適戀人，在一個舞場上認識了一個鴨子，于是她利用他舒緩工作、學習的壓力，每次300元。還有前面已提到的臺灣富婆路過深圳的需求，這都可以看到女性在認識自己的身體需求及支配自己的經濟所得的自信，這體現了男女平權意識。這也是在市民調查中有17.10%認同這是女性地位提高的體現。但是在我的采訪中更多的是成群結對來玩耍的香港富婆，她們花的錢未必是自己掙的，或許只是花那花心丈夫的錢，她們要死勁地玩是為報復男人的背叛。
或許是因為報復才是人的本性，寬恕本屬神賜的品性。但是任何報復男性的行為與女性主義的理念都相去甚遠。而戴著墨鏡對男性性器官的工具性使用，雖然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女性的自主與獨立，但是無論是女還是男，都因其遠離愛的真諦而與女性主義背道而馳。這不是神性的世界，俗世中的行為是找不到女性的天堂的。這就是我們的調查中有18.30的人認為“三陪服務”滿足了社會需求。
本文在此要指出的是，香港與深圳互為他者，周末關口的堵塞是這兩個城市互動的表征，遺憾的是深圳欲取香港的是它西方式的文明，到香港的深圳人會為喝了一杯下午茶而榮耀，會向那井然的秩序、文明的謙讓學習；而香港到深圳，在周末的羅湖火車上到處是“玩玩”的吆喝，港人到深圳僅為找快活。甚至可以說深圳人下香港是膜拜歌劇，而香港人上深圳僅為按摩。是香港的需要創造了深圳的服務，而深圳在香港的眼里常被色情化，似乎透過香港的視網膜深圳的女人個個是小姐，深圳的男人個個是先生。這里體現的性別之劣是城市的不平等。香港長期以來對深圳的消費不平等現象在金錢的掩蓋下有多少丑陋的事例，這里已無須一一列舉“二奶”遭遇，從本文的采訪中足可以看到富婆到深圳的消費心態不是女權的伸張，而是類似男性嫖客的劣根性和變態。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