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勞倫斯·庫恩：著名的國際投資銀行家和公司戰略家，現任花旗集團執行董事，專職負責并購、公司重組、財務戰略和資本運作；作家、編輯、學者、科學家、私人投資家和慈善家；庫恩基金會董事長，庫恩全球資本公司董事長；目前為止，他寫作或者編輯的書已超過25本，其中《投資銀行學》和《交易
人》已在中國發行；曾是美國公共廣播公司系列節目《走近真實》的制片人和主持人；曾獲得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大腦解剖學博士、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碩士學位。他從2001年開始用4年時間撰寫了《江澤民傳》。 5月21日傍晚，美國人庫恩和他的隨行人員驅車從濟南趕到青島。像他們所到其它城市一樣，在香格里拉大飯店入住后，本市各媒體的記者已經在賓館大堂里等候了。
晚8點半左右，是接受記者專訪的時間。由于房間光線的問題，電視臺攝像師花了一刻鐘左右調整庫恩的坐位。此時，他已經正襟危坐，神情認真，耐心地等待著正式采訪的開始。盡管已經是花甲之年，但在他身上難以找到年齡的刻度，經過幾小時的長途奔波和一個正式晚宴之后的他僅用了5分鐘的調整時間，便一絲不茍地出現在媒體面前。在中國人看來，“老外”身上常有一種單純的氣質，眼下這位個子不高、頭發灰白、戴著黑邊眼鏡的美國人就給人這種印象。
“請問庫恩博士，是什么促使您寫這本書？”
“我寫這本書的直接動因是2000年江澤民訪美時接受了哥倫比亞電視網的著名記者華萊士的專訪。我發現一方面連美國這么著名的記者對江澤民及中國的理解都有很多慣性認識誤區，更不要說老百姓了。另一方面，在聽過江澤民的訪談后，我發現自己之前對中國及江澤民本人的理解其實也是很膚淺的。于是我有一種激情要寫江澤民，讓美國人民需要通過了解一個領導人，了解中國的歷史，了解真正的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
“您是如何采訪當事人的？”
“為了寫作這部傳記，我專門組織了一個團隊，在世界各地收集相關資料。這些素材累積到了3000萬字，幾乎相當于一個小型研究機構的水平。不僅如此，我還采訪了許多相關人士，包括西方的政界領袖、經濟界人士和中國問題學者，以及江澤民的親友和同事。”
“這本書給您帶來了什么？”
“我想多做一些事情，盡可能地讓外面的世界更加了解中國。從1990年以來，我以介紹中國為目標，設計了6個項目。而寫《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一書，是這六個項目之一。此外，我還在1995年與美國公共電視網PBS合作，籌集150萬美元，拍攝大型專題片《來自中國的聲音》；組織中美媒體高層論壇，促進雙方了解溝通；出版《中國制造》，繼續講述中國發生的真實故事；2000年在美國11個城市進行長達25天的中國文化宣傳；美國PBS、英國BBC聯合投資400萬美元的專題片《中國》，現正在西藏拍攝，我試圖用中國的歷史和文明來解釋現在的中國。”
……
從5月18日開始的全國各大城市游走推介活動，庫恩一行沿途已經或即將經過天津、濟南、青島、大連、鞍山、沈陽、長春、哈爾濱。這已經是游走推介活動的第三輪了。此前，他們走了華南6市、華中8市，每次大約用半個月左右的時間。所到之處，都是這些相同或相似的問題。面對青島媒體，庫恩依然相當認真，他神情專注地傾聽提問、充滿激情地打著手勢、認真思索著措辭，從第一個問題到最后一個問題，采訪大約花了一個半小時左右，他的語音、語調、語速始終沒有任何變化。
據他的隨行人員介紹，在第一、二輪推介活動中，庫恩就累病了，但他還是堅持走完了全程，但走完第二輪后，他一回美國就住進了醫院，而且一住就是半個月，病好之后，他又回到中國，繼續他的全國游走推介工作。
“您從這本書上能掙到多少錢？您作為投資銀行家，能保證您的寫作與商業利益完全無關嗎？”
“我的職業是投資銀行家。我曾經有自己的銀行，后被花旗銀行并購了，現在我是花旗銀行的執行董事。我的經濟狀態使我有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必考慮金錢問題。寫書當然是掙錢的，但收回資金的時間較長，到目前為止，這本書給我帶來的收益還是一個零。而我用于采訪、組織信息收集班子等方面的花費超過了20萬美元。對于我來說，同樣的時間和精力花在寫書或者花在金融投資上，前者的收益遠遠比不上后者。寫書的目的不是經濟收益，而是為了讓世界了解中國。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此外，我決定將此書收益的50％贈送給慈善機構。我是個嚴謹的作家，也是個嚴謹的投資銀行家，我將兩者截然分開。在寫作《江澤民傳》期間，我停止了在中國的一切商業活動。”
“您寫人物傳記，卻沒有采訪傳主本人，您不覺得這是一種遺憾嗎？”
“我不認為，沒有采訪到江澤民本人是一種遺憾。因為，首先我沒有提出采訪江澤民的申請，即使我提出了申請，也不一定會被接受，那樣反而影響我寫作的信心；其次，即使我采訪到了他本人，對于本書也未必會有多大的幫助，相反，這樣做可能會影響本書的客觀性。我不知道江澤民本人讀沒讀過這本書，但如果讀過，我相信他未必會完全同意我書中的觀點，因為連我母親都不會完全同意我的觀點。但這是我個人的觀點，我認為這是客觀真實的，我不在意別人怎么看。這本書我本來沒有打算在中國出版，但我的中國朋友們認為應該在中國出版，而且有五家出版社與我聯系。經過考察后，我把書稿交給了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在此書通過有關部門審批的過程中，我盡我的力量做了一些說服工作，他們接受了我的觀點，使這本書成功地在中國出版。”
記者的提問很直接，也很尖銳，而每當遇到這類質疑性提問時，庫恩總是微笑地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沒有不能問的問題。”
從1989年開始，庫恩一直擔任中國的經濟政策、并購、科技和媒體等方面的顧問，每年至少要來中國四到五次。他對中國著了迷，在他書的后記中，他這樣評論中國人：“中國人民精神振奮而且非常樂觀，中國人的熱情可能有些單純，但卻非常鮮活，他們渴望知識，一心要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
那時，他就認識到“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國其文化、歷史、經濟和政治將對美國產生重大影響，但對我個人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我那時還不清楚。”
在寫《江澤民傳》的四年中，他常常從下午五點寫到第二天早上五點，他的夫人總是在早餐時開玩笑說：“昨晚又和江澤民在一起？”
隨著他一天天走入“中國”，他也把他的“中國緣”帶進了他的家庭當中。他的妻子，一位著名的鋼琴家，如今擔任北京三家樂團的鋼琴獨奏員；他的女兒，一位演員，現在中央電視臺任英語節目的主持人，并在一些中國電影中扮演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