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彭水原全國人大代表馮國良修建豪華活人墓，輿論不出意料地嘩然，幾乎是眾口一詞地譴責。我查閱了一下新浪網的相關網友評論，不由得倒抽一口涼氣，其中有人刻毒地提議：把馮國良埋進去，不就不是活人墓了嘛。對于這一提議，附和者似乎不少。
這種冷酷的口吻純粹屬于感情用事，暫時不去管它。但民政部
門已經嚴肅地指出，馮的做法嚴重違反了殯葬管理辦法，因此，這一活人墓將會被堅決地拆除。
當然，人們可以追問：活人墓因為什么違反了相關管理規定？還是因為墳墓占地面積超標？是因為修建活人墓？是因為墓室建筑過于奢華？或者是因為修建墳墓本身？究竟是哪一條違法，具有相當不同的含義。
因為馮的家鄉屬于鄉村，根據相關法規中的例外條款，是可以修建墳墓的。而究竟是人死后修建墳墓，還是在世時就修建活人墓，恐怕只是個習俗問題。馮的說法是，修建活人墓正是當地風俗，類似的活人墓還有很多。同樣地，假如修建墳墓本身并不違法，修建活人墓是當地風俗，則墓室是豪華，還是簡樸，似乎完全是個人自由選擇的問題。
總之，這三條都跟法規無關，而大致屬于道德與習俗的范圍。民政部門也說得很清楚，判定其違法的唯一依據，就是墳墓占地超標。馮國良修建的活人墓占地面積約40平方米。對此，下面的提醒或許不是多余的：管理部門只可責令其退出超標部分，而無權拆除墳墓。政府保護私人財產，而陰宅似乎也應當屬于私人財產范圍。
盡管馮國良的違法之處只在墓地占地面積超標，但輿論的反應卻熱烈得出奇。這也許是因為，它觸及了現代人的一種“禁忌”：都這個年月了，在現代中國，竟然還有此等迷信！然而，恰恰是這種禁忌，使得大多數批評，屬于說者諄諄，而聽者藐藐，大致上屬于雞同鴨講。
人們可能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我們的社會，至少在某些領域，出現了傳統的復興。比如，傳統的喪葬禮儀就有復興的跡象，而且，這種跡象早在20年前就出現了。我記得相當清楚，上世紀80年代中期，媒體就曾經以強烈的批評口吻報道過南方某些地方修建豪華墳墓的新聞。
這樣的復興，可能是正常的。在國家的意識形態控制松動之后，人們會本能地回復其傳統。但是，很不幸，經過斷裂的傳統，在復興的時候，往往是表現為一種扭曲的形態。習俗本身并非全部都是可取的。民眾往往會陷入一種錯誤的想象之中，被鎖入一種不恰當的習俗。如果習俗要維持其正常的形態，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就需要精英的批評。比如在古代，民間也常常有厚葬之俗，而大多數賢明的儒者，都不贊成這種習俗，他們也會從事移風易俗的事業，試圖將人民的習俗導入理性的軌道。而在傳統斷裂的時期，這種精英的引導不復存在，留存于民眾記憶中的，只能是草根層面上的傳統。
事實上，它所遇到的，只是精英的反對。具有批評能力的人們并不熟悉那些習俗，也不熟悉其背后的宗教因素和情感。同時，那些人士也不熟悉古代通情達理的先哲就這個問題的理性討論，比如根據傳統的禮儀和哲學，活人墓是否恰當、能否得到承認等。
人們不僅不熟悉這套禮儀及其背后的宗教和情感依據，而且根本就不承認其存在的正當性。它在知識分子關于殯葬習俗的討論及政府制定相關法規、政策的過程中，根本就不構成理據。于是，面對種種以扭曲形態復興的傳統禮俗，人們只能訴諸另一套話語、哲學和規范，比如說這種活人墓是迷信，說它影響了政府的形象等等。
然而，這樣的理由，在民眾看來，完全是不相干的。因為，在民眾行為背后，是另一套支持性觀念，乃是正在復興或者逐漸表現出來的傳統的話語和哲學。這種觀念和哲學有其自身的邏輯和情感支撐。只有一種“內在的”批評，才能夠進入民眾的心中，促使其改進風俗——也就是說，用信奉那種禮俗的民眾所能理解、接受的理由進行批評。假如你的理論根本就不承認那種風俗的正當性，完全是蔑視、反對那種風俗的，則你以這種理論來批評那種風俗，當然無助于這種風俗之改善。
這就是啟蒙之后中國社會所面臨的一種話語錯位。知識分子使用一套話語觀念，據此，看到傳統禮俗的復興，他們有點緊張不安，甚至憤怒，提出了強硬的批評。政府也根據這套話語制定法律，規范以至取締正在復興的傳統禮俗。然而，因為這些批評和限制缺乏對于傳統禮俗的同情和理解，因而，也就無法真正地引導民眾移風易俗。精英和國家放棄了自己的正當職能，只能使正在復興的傳統禮俗以粗鄙的形態表現出來。憤怒的批評，似乎并不足以代替道德和知識上的擔當。
秋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