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彭年：更投入地做好事
余彭年，深圳彭年集團董事長。1922年生于湖南，現年83歲。1958年，由上海申請去香港，從勤雜工開始赤手闖天下。1982年，余彭年回到家鄉湖南，家鄉的貧困使他震驚，開始在內地行善。
在《公益時報
》版“2005中國大陸慈善家排行榜”中，余彭年以捐贈7500萬元位列排行榜第二。
由于建立了被媒體稱為中國第一家慈善酒店的深圳彭年酒店，余彭年的善舉廣為人知。
2004年和2005年，余彭年這一名字連續出現在胡潤版與《公益時報》版的中國慈善家排行榜上。
采訪中，余彭年告訴記者，他做好事并不是為了要什么排名，“我做我的好事，只要真的有效果，我就很開心。”
余彭年跟許多采訪過他的記者都提起過這樣一件事：1988年，他給湖南捐贈10輛進口三菱救護車，兩年后他卻得知，救護車里面的設施被改造，本應用于急救病人的車成了某些領導的專用車。盛怒之下，余彭年將捐贈車輛悉數收回，轉贈漣源縣幾家醫療單位，然而他沒想到，轉贈的救護車再次被挪作他用。
“我做好事，錢要真正交到百姓手里，才放心。”余彭年說，他不希望自己拿出的一百元錢，只有二三十元能送到百姓手里，剩下的都流到其他地方。
近年來，余彭年最大的一項善舉是在2003年宣布啟動“光明行動”計劃。該計劃將用5年左右的時間，耗資5億元人民幣，陸續對內蒙、西藏、甘肅、湖南、遼寧的白內障患者進行救治。為了實施該計劃，余彭年花費1200多萬元從美國進口了5部醫療車，并從湖南、北京請來醫療專家，為白內障患者提供免費手術和醫療服務。
余彭年說，這一善舉，是緣于數年前他患白內障的切身經歷。他說：“一個手術至少要花費四五千元錢，我有錢不怕，但是貧苦的人怎么辦？”
八十多歲高齡的余彭年，不僅親自參與“光明行動”的策劃、管理、調查工作，甚至在流動醫療車到達每一個省的開幕儀式上，都親自到場主持。
2000年6月，在彭年酒店開業之時，余彭年對外宣布：將酒店經營所得的純利潤永久地捐獻給社會福利和教育事業；在他有生之年，整幢大廈不出售、不變賣；在他百年之后整幢大廈產權不贈與、不繼承，經營所得利潤繼續無償捐獻直至大廈使用期結束。余彭年認為，這是能使他的慈善事業獲得持續性的保證之一。
為了更專心地投入慈善事業，從2004年1月1日起，余彭年將深圳彭年酒店的業務交由希爾頓國際酒店管理集團管理，并為此每年向希爾頓支付1500萬元。余彭年說自己年紀大了，一邊經營酒店一邊做慈善很辛苦，為了“更投入地做好事”，他辭去酒店董事長職務，成為一個專職慈善家。
同時，余彭年向外界宣布，將來不會把自己的遺產留給子女。“我有兩個兒子，他們生活得比我好，留錢給他們是害了他們，我是從甘苦中過來的，不能讓他們不知道甘苦。”
在采訪中，與一些慈善家的低調不同，余彭年總是很坦率地講述自己行善中的一些感受，他說：“因為有種種顧慮，很多人不敢站出來做。中國貧窮的地方太多了，政府應該更加鼓勵，一般人也同樣能做好事。”
誰是中國大陸的慈善家？
4月26日，《公益時報》版“2005中國大陸慈善家排行榜”發布。早些時候，胡潤版的這一慈善榜也已公布。“慈善家”一時間成為熱詞。
在胡潤編制“中國大陸慈善榜”時，曾表示要“尋找中國的卡耐基”，他找到了嗎？在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還有哪些阻礙？
4月29日和5月1日，本報記者分別對話《公益時報》副總編輯劉佑平和《中國大陸百富榜》創制人胡潤。
劉佑平：我們已經不缺少富翁，但是慈善家很少
記者：什么樣的人能稱為慈善家？
劉：成為慈善家有3個條件：第一，這個人必須有一定量的財富積累；第二，要有一定的捐贈額度；第三，我們提倡要有一個感恩的態度，但一定要量力而行。去鼓勵一個沒有能力的人行善是不對的，就像鼓勵一個中小學生去救人。應該鼓勵有能力的人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所以，必須有財富積累，還必須有愛心，把愛心付之行動，這才是慈善家。我們的榜單是將年捐贈額100萬元以上的名單都發布了，就像高考的起分線一樣。在中國，10萬元是一個中等收入者一年的收入。如果一個人在一年內，能將一個中等收入階層連續10年的收入全部捐獻出來，我們認為就可以稱之為慈善家了。
記者：中國的慈善家都把錢投在了哪些主要領域？
劉：投入最大的就是教育。最能打動財富階層的，就是一個小孩失學。尤其中國第一代財富階層，他們中很多出身貧困，比其他人更能體會到教育的重要。
第二大捐贈是公共建設。這是有特殊原因的。中國的財富階層與政府的關系非常密切。很多企業家捐錢來做公共建設，可能含有政府公關因素，但只是可能。
記者：就2005年的榜單來看，中國慈善事業有哪些特點？
劉：慈善家的群體意識和價值觀念在提升。中國整體的慈善事業不發達，現在我們已經不缺少富翁，但是慈善家很少。去年中國的企業社會捐贈不到10%，善款太少了。
記者：慈善事業不發達還體現在哪里？
劉：一方面是中國的公益組織不發達。公益組織缺鈣，缺乏公信力。另一方面，去年6月1日國務院《基金會管理條例》正式施行，民間成立基金會和慈善組織的門打開了，但是還是有很多障礙。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慈善事業限制還是太多。
記者：你們提倡慈善家要散財有道，這個“道”具體指什么？
劉：慈善出于一種本能，而公益是現代概念，我們要從慈善走向公益。碰到一個乞討者捐些錢這是慈善，但是看到乞討者時去想，我能用什么方法讓他們不再窮，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這才是現代公益事業。將企業家智慧轉移到這個上面，使一個億的善款產生10個億的成效。散財有道者授人以網，而不是授人以魚。
記者：目前公益事業往前推進的障礙是什么？
劉：第一是觀念層面，國民的感恩情懷和對社會的責任感是最大的缺失。感恩觀念要從小孩抓起，只有從基層培養起來，致富以后才會成為慈善家。
第二是政府的制度、法律和法規。政府應該從宏觀政策、游戲規則上營造良好的大環境，鼓勵財富階層行善。
第三，公益事業的中間環節，也就是公益組織必須加強自身建設，在法律范圍內制度化地從事公益事業，提高透明度和效率，使別人放心地把錢捐給你。
第四就是輿論環境，應該制造一個行善的通道。向海嘯災區捐款時，丁磊思考了整整24小時，他有幾怕，怕別人問為什么要捐這么多錢，為什么不給中國人捐錢，而給外國人捐錢。有些時候，人們行善的通道被堵塞了。
胡潤：中國的卡耐基即將在他們當中產生
記者：在您看來，過去的一年，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怎樣？
胡：有很多新的變化，有了長足的進步。首先是社會的大環境得到了改善。去年頒布實施的一些新法規，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慈善文化”的發展，比如從去年的6月起，國內有7家慈善機構享有了相應的稅收政策，慈善環境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今年“兩會”在溫家寶總理的報告中，還提到了“支持發展慈善事業”，這是非常重要的。同時，去年發生的東南亞海嘯，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慈善觀念，黃光裕、丁磊等都慷慨解囊，公開站出來做慈善。
記者：在編制排行榜時，你們最初認為最富的人應該是捐贈最多的人，因此調查了中國最富的 500個企業家，結果怎么樣？
胡：按理，最富有的人可能是捐贈最多的人。盡管并不是百分之百，但我們發現，總的趨勢的確是這樣。去年，中國50名最富有的企業家，有17名進入慈善排行榜榜單，今年，已經有24位企業家進入慈善排行榜榜單。
今年位于榜首的世紀金源集團董事局主席黃如論，歷年來他的捐贈額已經接近4億元，占他財富數量的26%。而美國慈善家排行榜第50名5年的捐贈是1.5億美元。以黃如論的捐贈水平，在慈善事業最發達的美國也不遜色。
記者：您過去說過，中國的卡耐基還在路上，如今，您找到中國的卡耐基了嗎？
胡：先不說中國的卡耐基，先來說說美國的卡耐基，他在全美捐助設立了大量的圖書館，他是當時世界首富，他死后將90%-95%的遺產做了捐贈。中國的情況不一樣，在我們的榜上，50位企業家共捐贈了13.5億元人民幣，占他們擁有財富的3%。也許，中國的卡耐基即將在他們當中產生。
記者：中國慈善事業發展有哪些阻礙？
胡：中國的慈善事業非常不完善。也許再用10年時間會非常發達。
就現在來看，慈善機構的不完善是一方面。許多企業家捐贈到慈善機構的錢，可能不是100%用到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身上，而是只有10%用上了，其他90%都留在了中間環節。所以我接觸的一些慈善家，不放心將錢捐給慈善機構，他們很愿意自己來做。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