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都說民工是城市的弱勢群體，他們究竟有多弱？兩天來，記者在南岸區和渝中區對部分民工的城市生活狀況進行了采訪，體會到了民工的艱辛。以下便是兩個個案。
關鍵詞 一道素菜
陳蘭和丈夫都40多歲了，是墊江縣澄溪鎮人。
4年前，陳蘭夫妻
二人來到南岸區做工。
丈夫李成富做下力活兒，陳蘭在一家單位做清潔，同時在外賣報紙、擦皮鞋。兩人有一個上高三的兒子。
4月19日，記者在南岸四公里碰到陳蘭時，她正忙著手中的活兒。隨后，陳蘭接受了記者采訪。
“日子過得艱難。”這是陳蘭的第一句話。
“我每天早上不到6點就起床為全家煮飯。一天的米飯一次做好。早上吃咸菜下飯，然后老公外出找活兒干，給人挑東西、推車、搬運，一個月下來，有五六百塊錢收入。我每天賣報紙、擦皮鞋、做清潔，一個月下來，300多塊錢。表面上看起來收入差不多快到1000塊了，其實開支大得很。”
陳蘭邊說邊給記者算了一筆生活賬：租了一套三四十平方米的房子，沒有廁所、沒有廚房，但每個月的房租要300元；兒子讀高三，正是花錢的時候，每個月各種費用加起來將近400元。
陳蘭和丈夫每周吃一次肉，一般都是等兒子周末回家時吃。
“不敢買精瘦肉，只敢吃5塊錢一斤的半肥半瘦的肉。娃兒不在家時，每頓吃一個素菜，最多加一個咸菜。米是從墊江農村家里背來的。”陳蘭說，為節約時間和錢，她和丈夫還經常一天三頓吃同一樣菜，“一是沒有過多的錢用在吃上，二是怕吃得太復雜耽擱了找活路兒的時間”。
關鍵詞 不敢生病
在渝中區來龍巷一帶打工的廣安橫升鎮民工張正海，今年51歲。51歲的年紀對于城市人來說，不會太出老，但對于張正海來說，已可以用“歲月如刀”四個字來形容。
張正海十年前到重慶打工，現在在修皮鞋。在老張的記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年他妻子生病的時候。
張正海的妻子48歲，一向身體不好。本來在農村務農的她，因為掛記只身進城做工的丈夫，去年初，便拖著病身子進了城。
“我一個人的每個月的收入800多元，剛夠全家花銷，沒有一點剩余。老婆進城后，和大多數農村婦女一樣，上街擺皮鞋攤，每個月有300多元錢收入。”張正海說。
去年4月份，張妻突然覺得很累，不能上街擦皮鞋了。張正海要她休息，但她不肯，每天只是多睡一會兒，然后到街上藥店去買一塊多錢的藥吃，又背著箱子上街擺鞋攤了。
“一天生意好時，可找10多塊錢，生意不好時，只有兩三塊錢。”張正海說，幾天下來，妻子完全支持不住了，她哭著對張正海說：“老頭兒，我放心不下你，我不想走。這城里我才來幾個月呢。”
張正海心里難過極了，于是，他帶妻子先到附近一家小醫院看病。醫生一次開了100多元錢的藥，妻子一看藥費，嚇得不輕。
張正海扶著妻子回到家里，吃了幾天藥，沒有一點效果。實在沒辦法，張正海想橫了，“走，到大醫院去看病！”
他和妻子第二次來到某市級大醫院。檢查完后，醫生說張正海的妻子得了心臟病，必須住院，否則活不了。住院最少得交2000元錢。
妻子聽說為她治病要花這么大一筆錢，難過極了。張正海則對妻子說：“不著急，我去找錢。”
回到家里，張正海翻出了187元現金，這是他們家僅有的一筆存款。然后，他又一家家敲門借。但張正海居住的地方，都是民工，家境都不富裕。借了十多家，他終于借到了1000塊。然而，還差1000塊，怎么辦？張正海來到街上，忙給剛到鎮醫院上班的女兒打電話借錢。聽說媽媽病重，女兒放下電話，很快帶著1000塊現金趕到了重慶。
2000元錢送到醫院后，醫生開始為張妻用藥。第四天，病情得到初步控制，妻子脫離危險。剛一脫離危險，張正海和妻子就商量著出院，“這醫院是住不起了，只要不死，就回家慢慢養”。
回家后，妻子讓張正海到街上藥店為她買藥。每次藥價不能超過2塊，因為妻子覺得她擦皮鞋每次才一塊錢，不能“超標準開支”。其實，張正海的妻子一個月的藥費頂多也就十多塊錢，但她仍然心痛得很，不止一次的自責說：“都怪我。”
末了，記者以采訪占用了修鞋時間為由要給張正海5塊錢，他卻堅決不要。他說：“農村人是窮，但不該得的錢，我不得。”本報記者羅小光
編后語
這份民工清單，首先是寫給用人單位看。看看民工們真實的生存狀況，并由此自問，是否故意克扣和拖欠過民工的工資？
第二是寫給廣大市民，看看這些背井離鄉的農民兄弟，生存是多么不容易，看看我們是否對他們表示過理解和關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