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支配下的生育權交易
2005年3月10日早晨，河北雞澤縣小寨鎮庫莊的大喇叭又開始了村支書有力的動員：“xxx、xxx、上站檢查，不上站的罰2000(元)。”
類似的聲音也在其他各村響起，不同的是只是罰款數額，1000，1500，2000元不等。當地百姓俗稱的“上站”，即要求育齡婦女到鄉鎮計劃生育服務站(簡稱“
計生站”)接受孕情檢查。
雞澤縣隸屬河北邯鄲市，下轄7個鄉鎮169個行政村，除了小寨鎮，還有雙塔鎮、風正鄉、吳官營鄉、曹莊鄉、店上鄉、雞澤鄉，總人口超過25萬。
2005年溫暖的春天來得比2004年晚些，可雞澤縣各鄉鎮今年第一次上站檢查還是如往常在3月中旬前開始了。
在8-10天的檢查期，并非所有育齡婦女都會上站，比如結扎一年以上的一年只要求上站兩次，其他人無一例外都應上站四次。沒來的，有著豐富計生工作經驗的鄉鎮計生干部會警覺，十有八九有情況??懷孕了，而且通常都是計劃外懷孕。
雙塔鎮永光村教堂的門廊，一位婦女挺著肚子等待神父的接見，她已有8個多月身孕，還有兩歲多的兒子，不到28歲的她期望神父能保佑自己和孩子平安。面對記者，她平靜地笑著，如淡菊綻放。她沒有去上站檢查：“不上站，罰了2000塊錢給包村干部”。可是她還是有隱憂，上次鄰居家的孕婦交了罰款也沒管用，當時碰上省里來大檢查，為了完成指標，那個孕婦已經7個月的嬰兒被引產了。“就因為沒錢沒人。人和人就是不一樣”，她輕輕低喃，像是說給自己聽的，心底的酸楚和臉上的笑容合二為一。
在小寨鎮采訪時，一位賀姓年輕人的經歷引起了記者的興趣。自稱27歲的賀實際周歲還不到26歲，仍孩子氣十足，說話有些靦腆。記者追問他細節時總是習慣性地低下頭，盯著鞋尖，點起當地最普通的一塊五毛錢的靈芝牌煙，臉色潮紅。可他卻已是兩個女孩的父親。2003年農歷2月，他的第一個孩子出世，女孩；2004年農歷2月，第二個孩子又出生了，還是閨女。二閨女甫一懷上，村支書就找上門來。“鄰居都還沒知道，包村干部和村支書就都嗅來了”，媳婦兩次沒上站被村支書罰了2000元，生下來后再罰了3000元。這個孩子的誕生花去了這個家庭近一半的年收入。錢是都交出去了，可是他沒有得到二胎準生證，也沒有任何收據、票據，沒有二胎結論證。當他問村支書要結論證時，村支書拋下一句話：“要結論證的話就不能再生了。”
賀的二閨女生下來不到48小時，就被他送人了。他還記得當時孩子吃完奶后睡著了，蜷縮著，像家里的小貓，盡管裹著被褥，還能聞到小臉蛋溢出的奶香。
在當地，為了生男孩，有些人家會把女嬰送人，然后報嬰兒出生死亡，這樣下一個超生只算計劃外二胎，比計劃外三胎罰的錢會少很多。賀的女嬰送走不久，被包村干部知道，他又把女嬰抱了回來。
據說，甚至有謊報了女嬰死亡的村民，偷偷從縣里的醫院買來死嬰，應付檢查。
賀的經歷在雞澤縣鄉鎮的超生家庭中不并鮮見。罰錢，生孩子；再懷孕，再罰錢，再生。要超生就交錢成為絕大多數超生村民與計生干部之間不言而喻的“潛規則”。
《河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無特殊原因，一對夫妻只能生育一個子女；符合條件的，可以生育二胎，但間隔時間要四年，母親年滿28歲的不受時間間隔的限制，否則均屬計劃外生育。
風正鄉東六方村小學門口，記者采訪了一個操著陜西漢中口音的外來媳婦，這位35歲的婦女卻是4個孩子的母親。老大男孩，11歲，上小學三年級；老二老三都是女孩，分別4歲和5歲，四小子剛生下4個多月。老四是意外的禮物，她做了結扎手術又意外懷孕。當記者問她為何不采取補救措施時，她笑了：“受那罪，罰2000元錢也就沒事了。”
記者走訪了小寨鎮、雙塔鎮、店上鄉、風正鄉等多個鄉鎮后發現，計劃外生育在當地大面積存在。
小寨鎮東屯莊村人口2000左右，計劃外生育22例，其中計劃外2胎16例、3胎5例、4胎1例，上卡胎次2胎報1胎，3胎報1胎或2胎，4胎報2胎。
要莊李街人口1000左右，計劃外生育37例，其中計劃外2胎26例、3胎7例、4胎4例。上卡胎次2胎報1胎7例，3胎報2胎2例、報1胎1例，4胎報2胎2例；
孟貫莊村人口1500左右，計劃外生育33例，計劃外1胎4例，2胎15例，3胎13例，4胎1例；
店上鄉東柳村人口近4000，計劃外2胎37例，3胎60例，4胎8例； 城皇村，計劃外2胎11例，3胎3例； 南莊村，計劃外2胎18例，3胎10例，4胎7例；
風正鄉西劉莊，村計劃外2胎4例，3胎3例。 據很多受訪的村民說，其它村莊的情況大致相同。 被刻意蒙蔽的人口統計
雞澤縣各村都有專門管計生的村干部(多數村莊由村支書兼任或負責)，鄉鎮包村干部一人(大的村莊可能會有兩人)，還有一個包片干部，另外每個村還有由3-8人組成的計生小組或小分隊，國家計劃生育政策主要由他們來宣傳、解釋和執行，向村民收取社會撫養費或處罰費的也是他們。
3月13日，雙塔鎮計生站。鎮長陳新悌向記者提供的該鎮2004年度出生人數是381人，計劃外生育16人。可是記者暗訪時，該鎮鎮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員卻透露：該鎮每年出生500多人。
在小寨鎮庫莊村，69歲的村支書史庚戌接受了記者采訪。當記者問到該村去年新增人口時，老支書念著工作本上記錄的數據，照本宣科：“去年新增人口70多口。”記者反問：“是2004年的統計數據嗎？”史庚戌很認真地掃描了一遍本子，肯定地說，“是(2004年的)，新增70多口，具體的我說不清，要專管計生的才知道。”陪同記者前來的陳軍平趕忙插話：“這新增人口包括新出生的，還有新遷來的和死亡人口等綜合統計的人口數字。這是2000年到2004年的數字。”記者再一次詢問：“還包括死亡人口？”陳軍平支支吾吾：“對，包括死亡人口等綜合統計70多人。”陳軍平的臉上掠過一絲勉強的笑，之后他的眼睛越過記者看向別處。
在庫莊村委會的公示欄上，統計年度內生育人員名單記錄有3個孩子出生，出生日期在2004年1?4月間。記者問出生人數為何如此少，陳軍平立即解釋，這個人口統計數據是一季度或半年的。可記者此前在鎮政府的告示欄上看到的《小寨鎮2004年度人口出生和一胎懷孕及符合再生育情況統計表》，庫莊村2004年出生人數就是3人。為什么陳軍平的解釋和他自己的全鎮統計對不上？另外，記者發現，告示欄的數據并不完全。村里兩位抱著孩子的父親告訴記者，他們的孩子分別8個月和10個月大，記者推算了一下，出生月份應在2004年4月以后，他們均不在公布的3人名單之列。也就是說，庫莊村在2004年的出生人數不僅僅是鎮里公布的3人。庫莊村采訪后第二天，記者獲悉，在記者進村前，村里的孩子被趕到村外的坑地里躲起來。黃土飛揚，不諳世事的孩子們好奇地從土坑里探出腦袋張望，卻被大人勒令藏起來，一串小腦袋颼地又縮回。大人告訴他們，這是游擊戰，等檢查的撤了，他們就能回家了。
這樣的招數經常使用。村民們告訴記者，每次省市計生檢查組要來，村里的大喇叭就著急喊：“有問題的自己知道，把孩子抱出去都躲開，串親戚、跑地里、貓磚窯瓦洞，該躲的躲，該藏的藏，不藏起來，如果出了事，一切后果自己負責。”
為應付檢查，鄉鎮干部曾經還為村民準備好紙條，讓村民照背改動過的年齡、屬相、孩子的出生年月，歲數不夠的往大的說，頭胎男孩的就說成是二胎。
雞澤各村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省里來人檢查計生情況，巡視員問一婦女的年齡，這名婦女照著村干部事先準備的條說了，可再問屬相，她忘了條上寫的內容，只好忽悠說“屬王八的”。
“放水養魚”的利益驅動
每次例行的上站檢查最主要的就是排查新懷孕的婦女，掌握新孕情，可是獲悉新孕情的包村干部和村支書沒有積極采取補救措施，而是“放水養魚”，為“秋后算帳”做鋪墊，開始了“權力尋租”。
長達近10個月的孕期可能會碰上兩次上站檢查，計劃外懷孕的婦女一次不上站要交1000元，最多的2000元，“放水養魚”的方式令孩子生下來前被處罰的錢可高達二三千元，孩子生下后“秋后算帳”，再罰2000元，平均計劃外二胎被罰近5000元，計劃外三胎更多，可能高達8000元。有的村干部甚至對申請二胎準生證的村民說：“辦那玩意干啥？辦也得花那個錢，罰也要那么多錢，你就生吧。”征收社會撫養費只是補救措施未能實現而迫不得已采取的懲戒措施，但在當地被歪解、濫用，變成了鄉鎮計生干部斂錢的工具。
當然，并非所有人超生都要花上三五千，關系、人情是議價的砝碼。據知情人透露，雞澤一些鄉鎮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鄉鎮包村干部和村干部可以為自己超生的一個親戚說情，不交或是少交社會撫養費。
采訪中村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47歲以下生二胎的沒有不被罰過。他們的罰款交給了村支書或包村干部(有的是包隊干部)，但是很少有人得到收據、發票。按照《河北省征收社會撫養費計劃生育行政處罰程序》的規定，征收社會撫養費應開具財政部門統一的正式發票，而且社會撫養費繳納完畢后應該發給政策外生育結論證，可是很少有村民能拿到結論證明。
王合停曾是小寨鎮的一名村委會主任，據他介紹，1995年至1999年在他任職的4年間，村里根本就沒給超生村民開過結論證，交了罰款拿到收據的人寥寥無幾。一個村民對記者說：“村里生三四個孩子的要交一萬多元，超生戶大多交不夠，主要原因是鎮里、村里收了罰款不給開票據，誰知道他們收了罰款都弄哪去了？所以老百姓也知道少交點也沒事。”
罰款沒有開具正式票據，資金的數額和流向成為謎團。
僅以小寨為例，盡管鎮政府的行政編制只有三十七八人，但工作人員有近90人，有50人左右靠的是吃管理費，管理費其中很重要的來源之一是征收的計劃生育社會撫養費。
雞澤縣計生局局長尹海軍介紹說，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以夫妻雙方的上年收入為基數，計劃外二胎按照夫妻雙方上年收入的2.5倍征收，計劃外三胎則在計劃外二胎的基礎上再翻一倍，以此類推。考慮到農民們的經濟負擔，社會撫養費可分三年征收完畢，第一年應征收一半。雞澤縣農民的人均年收入為2500元左右，最低的村還不到2200元，以此計算，一個計劃外二胎社會撫養費在9000元至15000元間。三胎更多。
當記者提出想看看計生部門開具的正式票據時，尹海軍局長和小寨鎮的人大主席陳軍平這兩位主管領導雖職務不同，但對記者的回答出奇地一致：會計外出不在。而當記者詢問陳軍平2004年以前的征收情況如何時，他的回答是：“不清楚。”
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了20多年，為什么在雞澤還存在有如此眾多的超生？記者的采訪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談起計劃生育工作的難處，鄉鎮和村計生干部都有一肚子的苦水，“計劃生育是個大難題”。難到底難在哪？小寨鎮小寨村做了近20年計生工作的村計生專干吳計山向記者坦言，農村家庭沒有男孩的確存在著諸多困難，農活女孩干不方便，無子家庭在村子里沒有地位被人瞧不起，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多數村干部都會顧念無子家庭的現實困難而網開一面。
而村民對超生行為卻有不同看法。除了重視男孩的傳統觀念頑固存在，在他們看來罰五六千元就能生個孩子，還算不錯。長期以來不少包村干部和村干部“放水養魚”斂錢，村民普遍形成了交錢就能生的觀念。另外，許多村民認為，當地超生普遍還有個原因是干部們帶頭。在記者走訪的好些村子里，常年的上訪戶反映的問題之一就是村干部包庇親戚，違反計劃生育國策。
百姓雜志社記者 曹 靜 趙現英 鄒曉艷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