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泉州洛江區河市鎮溪頭村蔡金釵老人守著被砍的龍眼樹老淚縱橫，樹被砍據說是因為它們破壞了別人家祖墳的風水。潘登 攝
廣州芳村黃大仙祠附近的風水檔口，風水先生大開門面做生意。
一個曾被斥為封建迷信的行業正在浮出水面，背后是蔚為壯觀的產業發展及其與現代社會的沖突與博弈
每月農歷初一和十五是常亮最喜歡的日子，因為在這兩天，常亮的生意是最好的。
常亮和他的兩個湖南衡山老鄉在廣州芳村黃大仙祠旁邊開了一家店，賣香紙蠟燭以及桃木劍羅盤神像這樣的東西。其實，賣東西只是他們的副業，他們的更多精力和收入來源，是起名、看相、算命、看日子、調風水、做道場這樣的事。
初一和十五，去黃大仙祠燒香許愿的人最多。很多人燒香許愿之余，還想提前知道結果，而黃大仙不能告訴他們，于是便來求助像常亮這樣的風水先生。
風水先生似乎更能知道了解他們的憂患和祈愿。“年輕人，你過來，你有什么解不開的事情吧？”清明節的那一天下午，常亮向在他店鋪前駐足留連的人招呼。
年輕人猶豫著，終于還是走了進去。常亮勸說他抽一支簽測測運氣，年輕人同意了。常亮把他帶到后堂，后堂供著關公的神像。常亮點燃3炷香讓他拜3下，年輕人照做了。在他持香祭拜的過程中，常亮一手敲打木魚，一手搖動著竹筒，口里念念有詞，仔細聽來，是“吉祥如意”這樣的話。
在悠緩的佛樂和篤篤的木魚聲中，這一切顯得如此神秘。而長久被視為封建迷信而加以撻伐的風水，包括實踐和理念，也正如這一幕，雖然偷偷摸摸，卻也頑強地在中國的農村以及大城市某個隱蔽的角落向人們展示它的頑強存在和蓬勃生機。
從農村到城市
福建泉州洛江區河市鎮溪頭村，14棵龍眼樹清明前被砍掉，原因是它們破壞了別人家祖墳的風水；在上海虹橋開廣告公司的“香蕉人”Alan，以10萬元報酬找來風水大師為公司調風水，并相信是物有所值
初一、十五之外，清明、中元等節日也是像常亮這樣的風水先生最喜歡的日子，這些日子里去黃大仙祠、光孝寺等上香燒紙的人最多，光顧他們生意的人也最多，有關祖墳、風水等事情也多了起來。
清明期間，交通總是會擁堵，總是有地方發生因為燒紙錢放鞭炮引發的火災，有的地方還出了人命。但人們似乎不再把清明時節上墳、祭祀這樣的活動看成是封建迷信而加以側目，有人提出，應該把清明設為法定節假日，以國家大祭的形式來組織祭祀活動。
事實上，這樣的事情已經在進行。今年清明節，陜西進行了最大規模的祭拜黃帝陵活動，海內外炎黃子孫5000余人聚集在陜西省黃陵縣黃帝陵新落成的祭祀大殿前，以“九鼎八簋”的傳統禮制及浩大樂舞等祭拜軒轅黃帝。據報載，今年黃帝陵祭祖首次采用國家祭祀規格，遵循古代以青銅器作為黃帝祭器的傳統。清明已經成了除春節外最隆重的傳統節日。
而常與祭祀聯系在一起的有關風水的事情也正在成為一種“事件”，引起人們的關注。
媒體報道說，在東北，黑龍江青岡縣蘆河鎮擁軍村原村支書王國君，請了風水先生來看祖墳，風水先生挑選了一個小山坡，對村支書說這里的風水最好。于是村支書在那里大興土木，占用土地300多平方米修建了一座豪華大院，大院雕梁畫棟極盡鋪設自不必說。2000年建好后，這位支書把他家的祖墳遷到了這座豪華大院。
村民向有關部門反映了此事。2001年國土資源管理局以王國君違法占地為由對其處以3700元的罰款，并于當日為其辦理了臨時用地合同，標明臨時用地時間為2001年11月至2003年11月。臨時用地時間過了，王國君家的墓地依然屹立。2004年3月23日，國土資源管理局的工作人員對王國君出具了《土地行政處罰決定書》，限其30日內必須拆除。而王國君一家并未理會青岡縣國土資源管理局的處罰決定，2004年6月，國土資源管理局向地方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要強制拆除是很困難的，今年3月31日，黑龍江《生活報》的記者發現，大院并未被拆除。在傳統觀念中，祖墳以及祖墳的四周環境可是不能隨便動的，除非經過了嚴格的儀式。對于中國人，挖祖墳是一種十分陰險的手段，這一招常在幾千年歷史的個人恩怨、政治斗爭中被運用。
在東南，福建泉州洛江區河市鎮溪頭村，蔡金釵看著被人砍掉的14棵龍眼樹老淚縱橫。龍眼樹是今年清明前被砍掉的，這14棵龍眼樹的旁邊，是惠安縣洛陽鎮陳三壩村村民家族的祖墳。蔡家人說，這片龍眼樹是1983年時種在責任田里的，結果都有十七八年了。這些年來長勢一直很好，在龍眼最暢銷時，收成上萬元，是全家的主要經濟來源之一。
導致這14棵龍眼樹遭受殺戮的原因，是它們破壞了別人家祖墳的風水。龍眼樹被砍當天，蔡家向派出所報了案，并多次找村、鎮相關部門尋求幫助，但由于砍樹的村民屬于惠安縣洛陽鎮，解決案子就成了跨縣(區)的事情，所以至今尚未得到處理。
“在中國農村，由風水引起的家族、宗族沖突經常發生，政府對這些事往往無從著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宗教研究所的陳進國說，他的家鄉是在風水信仰濃厚的閩南地區。
但是如果說對風水的信仰只發生在農村，那就是對中國社會、中國傳統的不理解，風水的力量所及之處，是整個中國文化覆蓋下的區域。
Alan，一個“黃皮白心”的“香蕉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長的華裔，在上海虹橋開了一家廣告公司。當他公司生意不順的時候，他首先想到的是找一個風水大師來給他的公司調風水。在此之前，對于風水，他已是身體力行：為了防“漏財”，公司的窗戶是常年不開的，每個員工的桌子旁都放有一棵“招財樹”，在最重要的部門財務部，掛著好幾串的銅錢。
從香港來的風水先生說這些還不夠，并且有的做法還錯了。比如百葉窗不該是白色的而應該是黃色的，他建議辦公室要掛兩個鐘，一個是圓形的，一個是八角形的，墻角應該放一個羅盤，他還在Alan的辦公室的墻上掛了一張八卦圖。
這一切與這個現代化的寫字樓顯得格格不入。“現在的很多港資臺資公司都這樣做。來到中國就應該按照中國的方式來做。”Alan顯得有些得意。
他給那位風水先生的報酬是10萬元，他相信這物有所值。
蔚然產業
號稱“中華取名第一家”的宏名軒業務早已超出取名的范圍，起名、算命、調風水、帶徒弟等等，每一項的收入可以用“財源滾滾”來形容；主持人巨天中帶高級徒弟的收費更高達10萬-30萬元/年
在風水行業內，香港、臺灣來的風水先生收費是很昂貴的，因為這兩個地方的風水活動從未中斷，一直風風火火，像Alan這樣求助于風水先生的人認為他們的“道行”自然要高一些。
而大陸的風水活動從上世紀90年代后才算重新開始，而在以前，風水活動只能偷偷摸摸地進行。
常亮說他從事這行有20多年了，以前是在惠州、陸豐等地活動，5年前到黃大仙祠，一直做到現在。黃大仙祠聚集了眾多像常亮這樣的風水先生，在廣州，另一個風水聚集地是光孝寺。
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在全國各個大城市的著名寺廟周圍，那些隱居民間的風水先生們以“文化咨詢、策劃”的名義通過工商局的登記后，來這里安營扎寨，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探出頭來，雖然表面上小心翼翼。而北京，是風水行業最興旺的城市，雍和宮附近以某某“軒”某某“廬”為名字的眾多店鋪顯示著這個城市風水行業的興旺。
前年，宗原把他的“宗原起名院”從白云觀搬到這里，“因為那邊拆遷了。”他說。
“我不看風水，不卜卦算命，我只為別人取名字，是真正的文化活動。”和其他大部分同行一樣，宗原一直強調他工作的文化屬性。他的名片上，印著“中國易學祖傳世家”、“當代易學名師”的稱號。師傳淵源悠久，是這一行所看重和足以夸耀的。
位于南剪子胡同的“弘名草堂”的堂主金燾綱則自稱為康熙第十四皇子的嫡孫，從小對易經耳濡目染。他說北京第一家起名公司是他哥哥金燾純開的，叫做“正名廬”，時間是1992年。
弘名草堂不遠的易佐起名館的掌柜雖然有一個別具一格的名字：崔成易佐，但他并沒有顯赫的身世和正統的師承，“相關知識是自己學來的。”他說。
無論是師出名門的“江湖豪門”還是自學成才的“草莽英雄”，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掌門坐堂，一個當家做所有的活，價錢上也沒有等級區別，個人取名一般收取150元左右的費用。
而像正名廬、宏名軒、鹿鼎這樣的大“幫派”，則要繁復和昂貴很多。以號稱“中華取名第一家”的宏名軒為例，個人取名分為3個檔次：專業取名、專家取名和主持人取名，價格分別是198元、498元和1980元。但宏名軒的業務早已超出取名的范圍，有“姓名系列”、“名理系列”、“設計系列”、“環境系列”、“培訓系列”等，起名、算命、調風水、帶徒弟等等，每一項的收入用“財源滾滾”大概可以形容其興隆，以主持人巨天中調陰基為例，北京市內收費是1萬元1次，外地是2萬元，并且需要提前預約。而他帶高級徒弟的收費更高達10-30萬/年。與傳說中孔子當年的收費標準--3塊臘肉相比，簡直天淵之別。
在北京這樣頗具規模的公司，業務已不僅僅提供咨詢服務，像宏名軒、鹿鼎還開發“吉祥產品”，一個八卦盤，在宏名軒的網站上，最高的標價達到4000元。
這其中，最有名的大概要數邵偉華的公司，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都有其公司產品的專賣店。“我們公司是全國最大的，并且是按照現代企業的模式來進行管理的。”在深圳天安國際大廈的辦公室里，邵偉華這樣說。他被稱為“易學泰斗”，他寫的4部書成為風水行業的教科書。
1994年，邵偉華在他的家鄉湖北鄂州開了“邵偉華周易研究中心”，1998年他把公司搬到廣州，幾年后在深圳他開了分公司。“周易也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正規化、科學化、產業化和國際化，做到‘以易養易’。”邵偉華說。
以易養易的途徑在邵偉華的公司有三：提供“信息咨詢”、賣吉祥產品和培訓，他的公司也相應地設置了“預測部”、“培訓部”和“產品部”。“我們要走南泥灣的道路，可以說我們是一家扶貧公司。”邵偉華說。
“風水行業是21世紀的熱門專業之一，解決就業，永不下崗且愈來愈精的職業，為人謀求幸福和健康的、光榮的，助人的職業。”湖南的李三伏這樣說。這位礦產研究院的研究人員目前在深圳一帶活動，他的目的是在深圳堂堂正正地開一家“風水公司”，而不需要打著“文化咨詢”的幌子。“但是時機還不成熟。”他的弟子袁紹武說。
不過當他還在等待的時候，深圳、廣州等沿海大城市的風水公司已在某個小巷或者高檔寫字樓里鳴鑼開張了。
接受與“復活”
上世紀80年代，美國人類學教授黃樹民來到廈門近郊的“林村”，村支書葉文德帶他參觀葉家祖墳，用風水的理論解釋自己幾十年來的興衰榮辱；今年年初報紙報道，廣州的中小學生為了考出好成績，對于“校園風水”言聽計從
在文化人類學家那里，風水不是一個可以賺錢的工具，而是解讀中國鄉村社會的一把鑰匙。美國教授林耀華“小說形式的人類學專著”《金翼》中，金翼之家有一個很好的風水地形。
那是上世紀30年代中國鄉村的生活，人們用風水來解釋一個家族的興衰。
但就在此之前不久，風水遭遇了一場大批判。“五四運動時期，出于救亡圖存或思想啟蒙的需要，中國掀起了對傳統文化急風驟雨的批判反省。在社會進化論思潮的沖動下，人們匆匆拿起了‘科學’的武器，要粉碎一切阻礙社會進步和文化復興的所謂封建迷信--另一種說法是文化殘存，籠罩著神秘面紗的風水術數，自然成為文化批判的靶子。”中國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員陳進國說。
如果“五四”只是在思想界掀起“頭腦風暴”的話，那么解放后風水更是遭到“滅頂之災”。當以唯物論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后，風水活動被禁止，人人談而色變。風水在影響中國幾千年的人文生態后似乎已被清理出歷史的舞臺。
然而，“傳統的東西最難改變”，一旦時機成熟，它總是能找到鐵屋的裂縫。
上世紀80年代，另一個美國教授來到廈門近郊的“林村”，村支書葉文德帶領他去參觀葉家的祖墳，用風水的理論向美國教授解釋自己幾十年來的興衰榮辱。美國教授是人類學家黃樹民，黃樹民以他和村支書對話的形式寫了《林村的故事》。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作為傳統力量的風水觀念在中國的這塊土地上是怎樣的根深蒂固，從另一個方向看，也可以得出中國幾十年來對民眾的唯物主義教育并沒有成功的結論。”陳進國說。他是福建人，金翼之家和林村的故事都發生在他的家鄉。
當老一代的葉文德在其垂暮之年最終向風水服拜之時，改革開放后出生的一代，卻輕而易舉地把唯物論的教育放到一邊，而把風水作為一種可以接受的理論和力量。
“請保護我的隱私。”沈雅(化名)臨走之前對記者說。
隱私指的是她的姓名。這位北京大學法律系的學生雖然毫不隱瞞自己對風水的興趣和“一定程度上的相信”，但是她還是再一次告誡：“最好不要說，怕有麻煩。”
沈雅是與母親一起來到崔成易佐的起名館的。她覺得自己的名字太過普通，雖然她過去的生活都還順暢，但她還是希望改一個“與眾不同的、能帶來好運的”名字。她說她相信這些。至于她自小所受的唯物論教育，“我是把它當成一個任務來學習的，書上是一回事，實際又是另一回事。”
而比她更小的中學生們，在更為寬松和多元的社會下，對于風水的接受則有了更多更容易的途徑。今年年初，報紙上說，廣州的中小學生為了考出好成績，對于“校園風水”言聽計從：坐在床上，把書放在疊起來的被子上復習、做題；把客廳里沙發上白色的抱枕拿到床上的一個角落放著；復習的時候一定要朝著南面。這些都有著風水上的考慮。
“就個人而言，生命中充滿了不確定性，因此就需要有一套價值、信仰來應付被強大的外力打斷了的生命進程。我們的社會沒有唯一的神，國家權力不再鉗制信仰，不用權力來規定、法律來制裁的時候，人們就會選擇其它的價值來替代現有的價值。”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于海說。
他把這看成是“復活”。
明與暗三種人
據悉，中國的風水人士分為3種，第一種在大學、研究機構里做學術研究，第二類穿插于政界、商界間為“精英人士”做參謀，第三種就是在街頭的江湖人士
沈雅知道很多人都對此很熱衷，所以才有如此多的風水公司。
但對于出生在上世紀80年代的她來說，恐怕不知道很多的風水活動其實是在“暗地里”進行，在她出生前的很多年里，風水師不像現在這樣可以是一個公開的職業，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里，仍然有很多的風水師選擇和他們前輩一樣的生活方式，他們在一些企業家、政府官員之間周旋，為他們提供風水服務，收取不菲的費用。
丁悅家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做生意的很多都相信風水，尤其是在房地產這一行。”丁悅家說。這位中央美術學院的畢業生原本學的是繪畫，但現在他在風水圈內頗有名氣，一般需要熟人介紹，當然還要5位數以上的酬勞才能請得動他。
遇到生意不順的時候，房地產的開發商或者銷售商會把風水當成重要的原因之一。左其名幾年前在東莞做房產代理商，房子出人意料地難賣，經朋友介紹他請來了丁悅家，對樓盤的風水做了調理。
“房地產行業可以說是離不開風水，尤其是在東南沿海地區。我們的售樓人員都經歷過風水知識的培訓，因為很多的客戶會問到風水的事情。我們也對設計人員提出在設計樓盤和房型時考慮風水的因素，其實他們很多人都懂個一二三。”左其名認為，如果房產業到了買方市場，風水更會成為房產商手中一張不可或缺的牌。
一個事例被房產人士所熟知：上海的“鼎園”，在大木橋路、瑞金南路、斜土路和趙嘉浜路的中間，“鼎”為火，于是開發商宣稱他們的項目五行俱全，是風水寶地，價格賣到3萬元一平方米，比周邊樓盤高出一倍。
“風水也稱堪輿，堪就是天，輿就是地，由于同屬于‘究天人之學’，堪輿術一直作為‘官學’的形式存在。儒家之‘儒’，和‘巫’很有關系。可以說，重視趨避宜忌的堪輿與擇日傳統一直在影響著中國民間社會的日常生活。”陳進國說。
事實上，風水術中關于建筑、生態的內容，被現在的景觀設計和城市規劃學者所用。一個城市規劃的設計者在為城市的建筑、道路項目規劃的時候，是否影響城市的“龍脈”成為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因素。
1982年，建筑設計大師貝聿銘設計的中銀大廈引發的一場“風水官司”被熱炒了很長時間。中銀大廈被設計為四把刀的形狀，其中一把指向匯豐銀行，一把指向當時的總督府。為應付中銀大廈的“挑釁”，匯豐銀行在其大廈樓頂架了四門大炮，而港督府則種植了6棵楊柳。“建筑師都相信建筑風水的。”貝聿銘說。
此時海外的風水已經很有氣候，不單是像貝聿銘這樣的建筑大師在實踐運用之，在學界，臺灣的李亦園、日本渡邊欣雄等學者對風水的研究已很有成果。
“大陸的風水研究落后海外一大截，并且風水還被當成異文化來看待。我們缺少本土化的視角。”陳進國說。
據悉，中國的風水人士分為3種，第一種在大學、研究機構里做學術研究，第二類穿插于政界、商界間為“精英人士”做參謀，第三種就是在街頭的江湖人士。
丁悅家顯然是第二種，但對于他接觸過的政府官員，他不愿意多說。
“從事風水的人都有自己的穩定客戶，這些客戶都是同一個圈子里的人互相介紹的。”莫璐銘說。他的辦公室掛著他與一些有名的客戶的合影，包括影視明星，體育明星，還有一些政壇人士。
所以莫璐銘雖然開了一家風水公司，但是公司并沒有給他帶來多少客戶。“開公司主要是為了方便，很多客戶是國有企業的領導，如果沒有公司這個名義的話，他們給我的酬勞將會給他們在財務上帶來麻煩。”
風水畢竟是和主導思想有沖突的，有過風水活動的官員們對此是有忌諱的，但是從一些落馬官員的報道中可以得知，找過風水先生算命、看風水的人并不在少數。
據媒體報道，2002年，已內退的海南省某局副局長因鄰居修筑圍墻壞了他的“風水”，便帶著他的女婿等人上前將門柱推倒，還將一名工人打傷住院。而山東省泰安市原市委書記胡建學經常請“大師”預測前途。“大師”說胡有當副總理的命，只是命里還缺一座“橋”。胡建學于是下令本將已按計劃施工的國道改線，莫名其妙地穿越一座水庫，最后在水庫上修起一座大橋，企盼早日登上副總理的“寶座”。不過他在1996年的時候因為貪污罪被山東省高院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他們似乎不能歸咎于風水。
正名博弈
“我們需要一種本土的價值觀。”用本民族的思維習慣看待風水，是社會學者們所希望的；廣東社科院研究員雷鐸認為，從事風水工作，需要學會“打太極”
“這方面的事情只能靜悄悄地去做，現在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只是一點契機，我不希望在這個時候把風水當成靶子送給人去打。”廣東社科院哲學與文化研究所研究員雷鐸顯得小心翼翼，他認為從事風水工作，需要學會“打太極”。
幾年前，他在大學里開設風水學的課程，很受學生的歡迎。當他整理講義準備出一本風水學的教程時，他受到當地報紙的批評，說“大學教授搞封建迷信”，他的課程也被迫取消。
雷鐸既然是“廣東省周易研究會副會長”，自然是會打太極的，如今他的課程繼續在上，當然沒有再叫做“風水學”。“關于風水的知識，我們叫風水學而不是風水科學，就像中醫，是中醫學而不是中醫科學，作為國學，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雷鐸說。
雷鐸認為風水里頭肯定有合理的成分和不合理的成分，“面對一個爛蘋果，對一個很饑渴的人來說，全部吞下固然不好，全部拋棄不但是可惜，而且是做錯了。我們要做的就是用傳統的智慧解決現代人的問題。”
“歷史上，就風水問題民眾與政府一直就存在著博弈。”陳進國說，風水信仰、習俗就一直在官方文化(作為道德理想主義的意識形態、制度化的宗教形態)與民間文化(源于實用功利主義的文化巫術、非制度化的民間信仰形態)之間隱秘地游離著，傳統禮教或祭祀觀念之所以能夠“以家達鄉”，并非盡是統治階層或傳統士紳主動參與的結果，諸如風水先生、擇日師、禮生、工匠等“下里巴人”，很可能也是相當重要的中介者，甚至是第一媒介者。
宋明理學的仕人清楚地知道風水可能帶來沖突，對風水采取若即若離的態度。在中國各地流傳著“天子地”的故事：這個地方本來要出天子的，統治者很是顧忌就派人破壞了天子地的風水。“這種類型的故事反映了民眾的反抗意識和被壓抑的宣泄。”陳進國說。
沖突在現代社會依然存在。在農村風水會引起宗族、家族之間的沖突，在城市，隨著城市的擴張，城市的生活方式取代鄉村生活方式，以風水為代表的傳統文化會對城市文化發生對抗，對抗的結果是兩種文化的融合。“事實上，傳統根深蒂固，要改變談何容易。”陳進國說。
比如墓葬，城市文化要求火化，但在中國的許多地方，火化之后仍然按照傳統的方式，找風水先生，買棺材，壘起墳冢。
“我們需要一種本土的價值觀。”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于海這樣說。于海認為舊文化的復活正是應這樣的要求而產生的，它與現有的主導價值不會發生嚴重的沖突，因為它沒有波及到它的體制。
陳進國提供了這樣一個事例：云南麗江是毒品泛濫區，用現代的方法禁毒，效果不明顯，中央民族大學的一位學者在當地的傳統節日“虎日”舉行祭祀儀式，在儀式中吸毒人員找到了家的感覺，戒毒效果很明顯。
用本民族的思維習慣看待風水，是社會學者們所希望的。 本報記者 豐鴻平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