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小龍
眼下，隨著城市的改造和建設進程的開展，一片又一片的新建筑正在拔地而起，而同時，一片又一片的文化遺跡正在這塊土地上消失。遠的不說，就拿北京這個薈萃了傳統文化和古代建筑精華的“首善之區”來說，近年內，我們就已經目睹了趙紫宸故居、粵東新館、曹雪芹故居遺址等等一系列寶貴的古建筑的消
失，從華新民的文章中，我們又知道了孟端胡同45號院果郡王的府第的毀滅，以及像香餌胡同、土兒胡同和明亮胡同這樣的成片街區的毀滅。這些被毀滅的建筑絕非“危改”對象。像趙紫宸故居，在被拆毀之前曾經有一大批社會各界人士為其呼吁，包括吳良鏞、張開濟、羅哲文、單士元、鄭孝燮、謝辰生等一批著名建筑學家、文物專家多次上書、呼吁，提出解決北京城市建設與文物保護這一矛盾的思路，要求盡可能多地保留北京城的歷史風貌、文化遺跡。這個搶救和抗爭的努力進行了兩年多，最后以失敗告終。孟端胡同45號院和香餌胡同等處，也是在有專家和有關方面人士(包括國家文物局長)的明確態度和要求保護的情況下被悍然拆毀的。在有了文物法，有了對歷史文化遺跡的真正價值的認識的今天，這種事為什么還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呢？看來遠非對城市建設與文物保護這一矛盾怎么認識的問題。其實質是一場較量，一場保護文化和追求利益的較量。很不幸，在這一場較量中，“利益”總是勝利者。
中國現代史上對文物最大的摧殘和破壞是“文化大革命”，但目前正在持續進行的城市建設與改造對文物的破壞也很大。關鍵區別，就在于這一次是出于經濟利益的驅動。“文革”的“破四舊”是由于狂熱，這種狂熱并不能持久——那五分鐘熱度過去了，尚未罹難的文物因而得以幸存。但是這一次卻不一樣，眼下以城市改造之名所進行的文物破壞卻是在巨大的利益驅動下進行的，所以它敢違規、敢違法，敢叫囂、敢行動，而且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這種利益趨動之下對文物和文化的破壞，更為強大而持久、更為全面和徹底。
這一系列行為如果從思想上追究它的根源的話，那么我想有幾個問題應該反省：
由于近代以來科學主義思潮的興起，人們喪失了對任何事物的敬畏感。而對許多不可知的事物的敬畏感，常常是某種文化傳統或者傳統文化得以延續和存在的依靠。比如在“文革”的“破四舊”中，經常由于一些偶然事故以及民眾對于這些事故的附會，阻止了人們對文化遺跡、古墓葬等等的破壞。而現在，在科學和技術更為發達的信息時代，在經濟利益的索求更為迫切的情況下，所有這些恐懼和敬畏已經蕩然無存，如今有的中國人真正地成了所謂“無所畏懼的人”。他們“無所畏懼”地追求的是什么？是經濟利益。
還有，一個多世紀以來，國人一直沉溺于一種焦躁急切的心態中，急欲改變民族的生存狀態。這本來無可厚非。但是這樣的思維方式有著嚴重的問題。在許多人看來，只要經濟上富起來了，一切事都能解決。在他們心目中根本沒有文化傳統或傳統文化對一個民族的安身立命是何等重要這樣一種意識，根本沒有對于對自己的民族歷史和傳統的神圣感和敬畏感。如果一個社會普遍的以經濟利益為首要訴求，那么其中的某些擁有權勢的個人以私利為訴求也就是非常正常的事了。在這種觀念影響之下，人們很自然的一個設想和推論就是，只要能夠實現經濟利益——包括社會，實際上主要是個人——任何文化傳統及其所相關的事物都是可以棄之不顧的。因此，在房地產開發的巨大商機面前，幾座風雨飄搖的古建筑算得了什么！什么文化傳統、文化傳承的虛話，在“政績”和商業利潤面前都得讓路。
至于古建筑，如果實在有價值，或者毀掉它引起的非議和民憤太大，那么以后再重新修它一個，不就行了？于是，我們就看到了一面在無所顧忌地拆毀真正有價值的古建筑的同時，一面又在耗巨資重修城墻，重修某些號稱古跡的亭臺樓閣，或者重修某個名人故居的鬧劇。眼下神州大地上這種新修起來的假古跡不是隨處可見嗎？實際上，這新修起來的，且不說它的文化品味，最重要的是，他們當中并不包含任何歷史信息。這些嶄新漂亮的所謂“古跡”，對于保存民族傳統文化沒有任何意義和價值，它惟一的作用就是服務于旅游和經濟。說到底，還是經濟利益。
因此，在如此強大的利益訴求面前，我們在保護傳統文化、保護文物古跡方面往往只能無所作為，只能痛心疾首！我們不知道，當這個所謂的“城市改造”進程結束之后，到底這塊土地上還能留下多少包含著它的悠久傳統和文化信息的真正的遺跡？我們不知道當后人來回想我們這段歷史的時候，他們會對當代人進行什么樣的譴責？但是我們知道，確切無疑地知道，對一個民族和她歷史的真正深情，甚至于一個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都在隨著這一座座老房子的倒下而喪失，以至于蕩然無存。我想，每個城市都應對民族的歷史和未來抱有強烈的責任感，對此是有責任和義務采取行動的。
(作者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