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山
日本政府主管外交的高官日前在國會答辯中稱，將要求中國“改善”在歷史問題上的“反日教育”。乍一聽，不知所云。細一想，確有解讀必要。所謂“反日教育”中的“反日”，顯然不同于當年抗日戰爭時期“反對日本侵略中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含義。如今所謂“反日”，根據日本媒體的說法，是
“對日反感”。“反日教育”可以理解為“對日反感之教育”。隨之而來的疑問是：“對日反感”是怎樣產生的？“反日教育”從何而來？筆者的結論是：“反日教育”源自日本。
首先，說“反日教育”源自日本，是由于“反日教育”的說法來自日本。這個具有新涵義的詞匯，不是中國發明的，可以算作從日本引進的新外來語。年齡稍長的中國人還記得，中日恢復邦交談判時，中國領導人決定放棄戰爭賠償要求，說這樣可以不增加日本人民的負擔；還說要把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同日本廣大人民區別開來。人們也不會忘記，鄧小平親自參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和簽署，并親赴日本出席條約互換儀式。近年來，中國政府一貫主張“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奉行睦鄰友好政策，堅持改善和發展中日關系。中國既無搞“反日教育”的動機，更無實際活動。可見，說中國搞“反日教育”純屬憑空捏造。
其次，說“反日教育”源自日本，是由于“反日教育”的“教員”都身在日本。2001年之前，中日兩國首腦互訪并未中斷，“政冷經熱”也未出現。小泉出任首相之后，連續四年參拜供奉著二戰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再三傷害戰爭受害國人民的感情，中國人豈能不生反感？中國人的反感怎能不與“次(參拜次數)”俱增？由此而言，“反日教育”給人印象最深的“教員”非小泉首相莫屬。還有一些日本二戰老兵也起到了“教員”作用：每年“8·15”，他們都要到靖國神社，身穿軍裝、手執刀槍，耀武揚威地進行現場表演，如同在播放二戰歷史資料片，這也不能不勾起中國老年人的痛苦回憶，也令中國年輕人觸目驚心、深受傷害。
其三，說“反日教育”源于日本，是由于“反日教育”的“教材”產于日本。日本中學使用的歷史教材每隔4年審定一次，迫于右翼勢力“自虐論”的壓力，出版社不斷淡化和刪改教科書中關于日本侵略罪行的記述。右翼學者還迫不及待地出版自己編撰的歪曲歷史的教科書。今年又是教科書審定年，韓國近日已就相關問題向日本提出抗議。媒體和出版物都是社會教材，日本的一些報刊源源不斷地推出鼓噪“中國經濟大亂”、“中國應該分為若干國家”、“日中戰爭是為拯救中國”、“打經濟牌與中國對抗”等專題文章和“深度”報道。這怎能不令“教材”的中國讀者們心生反感？
那位談論“反日教育”的高官，還要求中國“改善”北京的抗日戰爭紀念館的展示方式。這更讓人覺得荒謬可笑。到過以色列的人都知道，耶路撒冷的大屠殺歷史紀念館是國家級研究和檔案機構，無論是展示的規模，還是展示的細致程度，都明顯超過北京的抗日戰爭紀念館。有誰聽說過，德國人抱怨其展示方式是“反德教育”？在日本廣島的原子彈爆炸紀念館前，每年8月都要舉行日本首相出席的國家級紀念活動。有誰聽說過，美國人指責其活動方式是“反美教育”？
奉勸那位日本高官，還是關注一下本國改善歷史教育的問題吧。其實，要想消解“對日反感”并不難，如果日本的“教員們”和“教科書”能節制自律，“對日反感”自然就會減少，中日關系也定能隨之改善與發展。因為說到底，“對日反感”并不是對廣大日本人民的反感，而是對日本右翼勢力堅持為軍國主義惡行張目、對極少數政客不斷發表不負責言論的一種“精神反彈”。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