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寶慶 大凡文化人，都是以為人師表的面目出現的，即使自己不如此，別人也會敬重有加。翻開歷史，我們會發現中國的平民百姓對文化人的尊重是登峰造極的，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等就是明證。其實，對于儒家思想積淀深厚的中國人來講，我們更應該敬重文化人的
高尚人品和美好情操，而非文化本身。文化人中也有敗類做過壞事，而且因為他們有文化才會使他們把壞事做得更絕。例如秦檜，經天緯地之才只能覆國；例如蔡京，筆下千鈞只會害民。 近讀《明史》，對一些文化人的刻毒感悟更深。萬歷十七年，松江人董其昌考中進士，繼而仕途通暢，在地方和朝廷均做過高官。今人憶起董其昌，大都知道其文化成就不同凡響，堪稱與日月同光。他的詩文、書法和鑒賞人稱“三絕”，無人可敵。《明史》稱其書法繪畫“自成一家，名聞外國”。當時，一些達官顯貴、文人墨客以能收藏到他的作品為榮，并四處炫耀。然而，這位藝絕四海名滿八荒的文化名人卻是一個十足的惡棍流氓。
董其昌做官后大部分時間賦閑在家，國家有俸祿，自己有潤筆，集富豪、鄉紳和雅士于一身。他生活驕奢淫逸，他曾用盡心思將一個同僚的孫女娶來做妾，并強暴了小妾的妹妹。他家有良田萬頃，卻極少向政府納稅。為了擴建豪宅，他逼迫附近百姓搬遷。為了牟利，他開設妓院，《明史》稱他“造娼院以牟利”。
上梁不正下梁歪，董其昌的兒子董祖常帶家奴在松江地區奸淫搶劫，惡跡斑斑。由于民憤極大，有人將董氏父子的劣行編成《黑白傳》，一時間在民間流傳。董其昌懷疑是一書生所為，將其捉來私設公堂萬般凌辱，終使書生命絕。這還不算，董其昌還將書生的母親和使女抓來，剝其衣服，“鯤其發，并及下身”。民憤終于爆發了，萬歷四十三年，怨民從四面八方趕來，大火燒了董家府第，董其昌帶著家人和奴仆連夜奔逃，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民抄董宦”事件。
對立統一的原則在任何時候都是準確的，在文化人中，有董其昌之流，更有品行高潔的文化人。與其同時代的徐光啟就是一例。他和董其昌乘一條船赴京趕考，做官后上憂其君下憂其民，力圖轉變學風，關注知識分子在社會轉軌過程中的分化和作用。他嚴束家人不可仗勢欺人，與人友善。徐光啟逝世時，“蓋棺之日囊無余資”。他的高潔品德令董其昌之流更見卑劣。
社會機制在轉變過程中會造成文化人思想的急劇變化，可能會出現董基昌，也可能會出現徐光啟。在這個過程中，有個人品質修養錘煉的重要因素，但終究是受制于社會和時代的。任何時代的進程中都可以造就有才華卻品質低劣的文化人，也能造就有才華而品質高尚的文化人。而作為文化人，潔身自好，堅持操守還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