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所受的良好教育與他們那種桀驁不馴、敢于突破傳統定見的性格相結合，正好使這些“文化流浪者”在這個時代具有了超常的創造力。哪個城市擁有了這個階層，哪個城市就有發展的動力。
城市是定居人口的匯聚地。
中國長期實行城鄉分離的政策，流動人口一向被視為對城市正常秩序的威脅。這套計
劃經濟的思路，在今天這樣高度城市化的時代，還沒有完全改變。
縱觀人類歷史，從游牧社會到農業社會，人口由動變靜。但由農耕社會轉入工業社會，人口又由靜變動，其中城市是促進人口流動的主要制度基礎。英國工業化初期，城市生活環境惡劣，人口平均壽命短促，城市人口本身無法維持既有水平，全靠農村的人口不停涌入，才得以維持城市化的進程。沒有這些流動人口，就沒有現代的城市化。一個有生機的城市，大門永遠是敞開的。
但城市真正的動力，恐怕還在于精神上的流動性，或者說流浪的氣質。美國目前幾個最有創造性的城市，如紐約、波士頓、舊金山等，都具有這樣的精神氣質。2000年，保守主義評論家David
Brooks寫了一本《Bobos in Paradise》，提出一個新概念“波波”（Bobo），即Bourgeois
Bohemians（波西米亞中產階級）。接著，具有不同政治傾向的地域經濟學家Richard Florida出版了《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兩書從不同角度，揭示了城市的流浪精神。
Bohemians這個詞，意譯應該是流浪者，指的是一些流浪藝人、作家。在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這個詞特指新一代有文化的反叛青年。提起這些人，大家馬上會想起嬉皮士，想起當時校園的反戰運動、性解放、吸毒、搖滾樂等等。總之，這一代人挑戰既有秩序，反抗權威，脫離了傳統的事業格局，成為不為現有體制所容的流浪者，并變成一股社會的顛覆力量。
但是，美國社會對這一代寬容了。很快，這一代人進入中年，開始主宰社會。當他們逐漸變成社會中堅時，美國正好趕上信息時代的革命，產業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技術突飛猛進。他們在大學所受的良好教育與他們那種桀驁不馴、敢于突破傳統定見的性格相結合，正好使他們在這個時代具有了超常的創造力。最后，他們從自己要反叛的社會中大發其財，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富有的中產階級，即所謂“波西米亞中產階級”。Richard
Florida指出，這樣的階級，實際上超越了60年代那一代人，如今成為“創造階級”。他們在精神上沒有定居點，變化不定。但這也是他們的創造性所在。哪個城市擁有了這個階層，哪個城市就有發展的動力。原來對社會有顛覆性的力量，成為刺激經濟增長的基本因素。
中國社會其實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當年北京有圓明園的“畫家村”，如今又有宋莊、望京等自由職業者的聚居地。有關部門對這些地方總是再三提防，甚至清理取締。總之，這樣的地方似乎對現有的社會秩序形成了威脅。
其實，真正有動力的城市，要仰仗這些社區和人群的存在。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流浪者，如同當年美國的“波西米亞”流浪族一樣，具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他們都有一技之長；第二，他們認為現有的秩序限制了他們的才能，必須突破；第三，他們放蕩不羈、獨往獨來，不肯居人之下，專注于自己的創造。在經濟的守成時代，他們會成為憤世嫉俗的“多余的人”。但是在經濟轉型的開創時代，他們如魚得水，很快融入主流社會，帶動全社會經濟的發展。
如今的中國，特別是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都市，經濟正處于脫胎換骨的轉型期，是開拓者的時代。一些文化流浪漢的聚居地，也應運而生。認真調查一下這些小社區的居民成分就明白，這里的人，大多還屬于社會邊緣性人物。他們還沒有取得成功，甚至沒有固定職業，生活非常不穩定。但是，也正是這些人，絕處求生，滿腦子瘋狂的創意，充滿了要征服世界的野心。他們之中，許多人最后會成功的，會因為自己的創造力，成為百萬富翁，搬出這樣的社區，登堂入室。但是，他們為社會創造最大價值的時期，常常就是他們居住在這樣的社區的時期。
對這樣的社區管理過于嚴苛，甚至加以打壓，會使我們無形中失去一些潛在的文化產業。比如卡通片產業，我們的畫家，常常被日本的廠家拉去，充當卡通片的廉價勞工。互聯網及相關產業的興起，更給這些文化流浪者提供了新的創造空間。
精明的城市管理者，不會排擠這樣的人才，而應該通過建立一系列的公共文化設施，如圖書館、博物館，來吸引這些人才。讓這種文化流浪精神，給城市的發展帶來新的動力。（薛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