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四部委(央行、外管局、銀監會及證監會)聯手遏制中國資本惡性“中轉”外逃的風暴終于旋轉起來。
1月24日，一則被業內視為對資本外逃現象設下重鎖的《關于完善外資并購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悄悄出現在中國外匯管理局網站上。隨后，春節喜慶的氣氛，將這項令不少人心驚膽戰的政策淹沒。
某香
港投資銀行人士表示，“是次被推上風口浪尖的中國資本外逃中轉站，是指包括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西薩摩亞、百慕大等加勒比海所屬和太平洋所屬的等眾多全球著名的離岸金融中心。”
因低透明度和極度寬松的管理制度，上述彈丸之地被各類資本視為“避稅天堂”、“自由資本天堂”。這些資本外逃或出口轉內銷的資本“中轉站”，自2004年下半年已被中國政府牢牢盯上。
“這是一個政策信號，既然這些在離岸金融中心注冊且曲線海外上市的公司，超出了內地證券監管部門監管范圍和能力，形成了監管真空，那么國家不鼓勵他們以紅籌方式上市。”國浩律師事務所人士分析。
坎坷紅籌路
《關于完善外資并購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或許使不少人難以安然地過年。而對這項政策首先做出敏感且強烈反應的是香港、新加坡等境外投行。
2月初，數位境外投行人士對記者表示：“在前期重組階段，《通知》就卡住了準備以紅籌方式上市的民營企業脖子。”
民營企業以紅籌方式曲線上市，必須經過兩步驟：
第一，民營老板以個人名義在英屬維爾京群島等地設立注冊資本在1萬美金左右的殼公司，再把境內股權或資產對殼公司進行增資擴股，以收購境內民營企業的資產；
第二，以境外殼公司名義申請在香港、新加坡、納斯達克等地上市。
《通知》規定：“境內居民境外投資直接或間接設立、控制境外企業，應參照《境外投資外匯管理辦法》的規定辦理審批、登記手續。”
這意味著民營老板要以個人名義在境外設立公司，必須到地方外匯管理局審批。之前，遵照《境外投資外匯管理辦法》執行的境外投資是指在中國境內登記注冊的公司、企業或者其他經濟組織，而非個人。
而對重組中的第二環節“境外企業并購境內資產或股權”，“原先的做法是按照《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到商務部進行審批，在外管局備份”，高斯比投資咨詢公司人士表示。
新的規定是，“境內居民為換取境外公司股權憑證及其他財產權利而出讓境內資產和股權的，應取得外匯管理部門的核準。未經核準，境內居民不得以其擁有的境內資產或股權為交易對價取得境外企業股權及其他財產權利。”
同時，《通知》要求，“各分局、外匯管理部在辦理由外資并購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外匯登記時，應重點審核該境外企業是否為境內居民所設立或控制，是否與并購標的企業擁有同一管理層。對于境內居民通過境外企業并購境內企業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各分局、外匯管理部應將其外匯登記申請上報總局批準。”
“實際上，這就限制了民營企業以紅籌方式上市的道路，或者說審批從嚴。”高斯比公司人士分析，“紅籌方式上市的民營企業，基本是境外殼公司與并購的境內企業同為一個私人老板。也就是說，凡是準備紅籌方式上市的企業，在先期重組階段要申報外匯管理總局申請。”
多道審批表示增加了重組的難度與不可預測性。
據悉，各地方外匯管理局已開始受理此項業務。上海外管局人士稱：“民企可帶著商務部批文到分局審批，如是同一管理層的，還要上報總局。”
而在上市工作前期，對于境外投行及民營企業來說，很難判斷申報的審批材料是否能過關。
此外，在列為附件的《外資并購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登記操作規程》中，境內企業被明確要求在向外匯管理局的書面申請中應包含下列文字：“本公司的外資新股東與出讓股權(或資產)的原中方股東之間無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股權和資產關聯，也不存在其他違反外匯管理規定的內部交易行為，本次交易的相關支付結算安排均遵守了《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的規定。如存在虛假陳述，本公司愿意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京華山一資深投行人士表示：“截至2005年1月，在香港主板上市的紅籌股已有80多家，而H股才70多家，這數據還尚未包括在創業板上的紅籌股票。”
顯然，以紅籌打頭的中國概念股在境外市場的地位顯著提升。甚至某些境外投行公司推崇“只做紅籌上市”。
2004年，京華山一公司保薦的直接上市與紅籌上市的股票幾乎為五五均分。
事實上，自2003年中國證監會取消對中國企業去海外上市的《無異議函》審批后，除了國有控股企業，民營企業去海外上市已不需要經過中國證監會。
此后，國內掀起了以紅籌方式去境外上市的浪潮。
與直接上市，即H股上市的形式相比，紅籌方式不僅沒有規模門檻“456”限制(即要在海外上H股的企業，凈資產不少于4億元人民幣，上一年度的稅后利潤不低于6000萬人民幣，并顯示出有增長潛力；按合理預期市盈率計算，籌資額不少于5000萬美元)，而且股票可以全流通。
同時，由于離岸金融中心對在本地注冊的離岸公司資金轉移幾乎沒有任何外匯管制，對公司資金投向、運用的要求也極為寬松，通過離岸公司上市的企業可以將在海外資本市場募集的資金先放在海外的離岸公司，再根據國內企業經營的具體需要逐漸將資金匯往國內。
這正是民營企業看中的優勢。
因此，《通知》無疑對欲紅籌上市的公司及原本大力推行紅籌方式的境外中介機構帶來較大沖擊。
此外，對于已上市的紅籌企業，外匯管理當局的態度依然是從嚴把關。
對于境內居民通過境外企業并購境內企業設立并已辦理外匯登記的外商投資企業，各分局、外匯管理部要列出詳細名單，對該類企業的驗資詢證、轉股收匯外資外匯登記、股東貸款登記、利潤匯出、利潤再投資、股權轉讓等情況實施“重點監控”，發現問題，要及時查處。
五宗罪
外管局、央行等四部門對國內居民在離岸金融中心設立外資企業并購加強監管的聯合行動，源自2004年下半年，商務部研究院出臺的研究報告《中國與離岸金融中心跨境資本流動問題研究》。
在這份報告中，該報告用了較大篇幅充分肯定了“離岸金融中心在我國跨境資本流動中地位上升，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同時又指出，“離岸金融中心在我國跨境資本流動中地位上升也給我國帶來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
報告指出包括紅籌方式便利財務虛假等五宗罪：
其一，為腐敗分子、不良商人提供侵吞國有資產和公眾財產的途徑。
離岸金融中心恰恰為這種侵占行為提供了便利的資產轉移渠道。這種資產轉移方式有兩種：通過關聯交易掏空上市公司資產，隱蔽公司股權收購方的真實身份，低成本侵占公有股權，譬如國內企業的MBO。
其二，推動資本外逃規模進一步膨脹，進而對人民幣匯率安排和貨幣政策運作產生重大壓力。
其三，造成潛在投資爭議。
其四，紅籌方式便利公司欺詐。
報告指出，利用離岸金融中心的便利條件進行的欺詐行為主要有以下兩種：虛增資產和虛增經營業績。
2001年末以來，海外上市內地民營企業歐亞農業、超大農業、中國稀土等海外上市內地民營企業相繼遭受財務造假質疑，有些已被證實有商業犯罪行為，而這些企業全部是海外注冊的離岸公司。
其五，轉嫁金融風險。
隨著外資企業在華投資的增長和對外資企業國內信貸政策日趨寬松，外資企業的信貸風險問題也日益顯著。
斯時，該報告引起了國務院高層的重視，要求四大金融監管機構抓緊提出解決辦法。
顯而易見，《通知》只是四大金融監管機構刮起的第一道風暴，未來風暴將如何盛行，誰也無法預計。
可以看到的是，關注中國資本外逃事件的并非只有上述四大部門，商務部及發改委也積極參與。
據知情人士透露，2004年9月，自商務部研究院報告驚動國務院高層之后，商務部已電話通知各地方部門，對在離岸島國注冊的公司收購境內資產造成的稅收流失或者低成本轉移資產嚴格審批。
某律師事務所人士表示：“內部從嚴審批的具體表示是商務部對在離岸島國注冊的境外公司收購境內資產暫停批準，我們所里的一個紅籌股項目就沒有被批下來。”
當然，拿不到商務部批文，外管局也不會受理。
緊接著，同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第21、22號令，頒布《境外投資項目核準暫行管理辦法》和《外商投資項目核準暫行管理辦法》。
《辦法》要求，境內投資主體及其通過在境外控股的企業或機構，在境外進行的投資(含新建、購并、參股、增資、再投資)項目的核準，與外商購并境內企業等各類外商投資項目的核準均需要按不同資金規模上報國家及地方發改委。
于是，審批較為簡單的紅籌上市，在前期重組期間，被一道道審批卡住了腳步。
“基本流程是，首先，民營老板以個人名義在境外設立公司要到外管局審批；其次，以境外公司并購境內資產，要經過商務部、發改委與外管總局的三道審批。”高斯比公司人士有些無奈。
治標或治本
即使如此，“我們還會去試著向外管局、發改委申報材料，”一些境外投行表示，“如果此路走不通，我們會建議客戶以H股方式上市。《通知》只是個前期政策的信號，我們心里明白，未來以紅籌方式上市的道路不會太好走了。”
事物總有兩面性，當政府在極力規范紅籌上市過程中的惡意行為時，某些負面效應也隨之而來。
業內人士指出，為了繞開國內政策的限制，一般國外風險投資都采取間接投資于海外離岸公司的形式介入中國創投市場，以便于創投企業以可全流通的紅籌股形式在海外上市，投資實現增值后順利退出。
但是按照香港上市規定，國內企業以H股形式在香港上市，發起人股不可以流通，且控股股東與管理層在三年內不能發生重大變化。
“國家不鼓勵紅籌股上市的態度，可能會影響國外風險投資商對國內企業的投資。”他分析。
面對現狀，某境外專家分析：“政府對于上述現象，的確提出了一系列補救辦法，但大多著眼于加強監管，以行政措施強化監控。而這些行政手段只能治標。”
事實上，針對《通知》要求“境內居民境外投資直接或間接設立、控制境外企業，應參照《境外投資外匯管理辦法》的規定辦理審批、登記手續”政策，一些民企開始想對策。
“譬如民企老板中國公民身份換成外國籍，那么就可以不受上述政策制約。”他說，“企業利用離岸中心的原因，恰恰是國內管制措施過多。對癥下藥的方法應是改革稅制，放寬外匯管制，以及取消外資(對于生產經營型企業，外資身份享有二免三減半優惠稅率)和內資的稅率差別待遇，令企業失去‘外逃’找好處的動因。”
莫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