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明
“學歷歧視”的特征是“惟學歷論”，依據文憑高低，把人分為三六九等，給予三六九等的待遇。
上世紀50至70年代，沒有學歷歧視，倒有一種全世界罕見的“歧視學歷”現象。那時誰要是強調“學歷”，就有別有用心的嫌疑。近年，據說在“國民素質低”的國度，“大學生供過于求”了，不少大學
生畢業后就業難，就連碩士也不值錢。就在這文憑大貶值的時候，興開“學歷歧視”了。
有商店亮出“學歷越高，打折越多”的牌子，有房產商也搞類似的營銷宣傳，引來許多批評。其實，對這私人性的非欺詐的商業行為不該上綱上線。它不具有壟斷性和公權性質，人家又沒行賄，白送東西給什么人也不用管。為此氣不忿，指責它搞“學歷歧視”侵犯消費者利益，道理上講不通。在用人待人方面，民間團體、企業，有經濟的硬制約，比不得公家財大氣粗可以隨意“大馬拉小車”，如果不計成本專找高學歷的干活兒，那叫傻。某姑娘下定決心非高學歷不嫁，低學歷的小伙酸溜溜地進行道德譴責也不道德。所以說，民間和私人對制造學歷歧視的作用不大，某些出于各自利益對學歷有所要求區別對待的現象，或者無可厚非，或者干預也是徒勞。
而公權機構、團體根據文憑高低在內部分配政治權力和經濟福利，并規定、指導社會利益分配時，就已經在損害社會了，是對公正和效率的雙重損害。有些城市的政府，提出要優化人口素質，其中就有本科(或者碩士、博士)以上的人進入該地區解決戶口的政策，這是不公平的。一個公司可以在招人時規定學歷，而作為為公民服務的政府是不能這樣規定的，即使政府自己招人也不能說本科以上的可以遷移戶口，以下的就不能遷移。政府要提高轄區內人口素質的途徑是教育，而不是篩選。
從政治、行政智慧的角度看，拉動學歷歧視的政策那真叫笨———它生生把大量低學歷人口排斥在多種勞動市場之外，稀里糊涂地背著因此而來的沉重包袱，面對由此加劇的貧富懸殊、犯罪、城市病態等諸多社會問題而手忙腳亂，社會福利總水平也必然下降。
政策領頭推行學歷歧視，必會把“造假機制”引入“人才競爭”領域。遍地的地下作坊和假證廣告，還有為官員鍍金服務的各種“學歷教育”機構，都是這種需要所催生出來的“新興產業”。假學歷以兩大類形式流行：一種是“純假”，即文憑是作坊里仿造出來的，不合法的；另一種是“正假”，領文憑走了正式手續，合規中矩的，但擁有合法文憑的人并沒長學問、本事。要進行“學歷打假”那不會有多少效果，因為，許多真的也是假的，你還得肯定它就是真的。
在工作崗位不能明確學力、績效要求而待遇卻和學歷掛鉤的情況下，必然造成同工不同酬、人才資源浪費、重復和無效培訓增加、知識更新動力喪失、市場對人才的自然調節被打亂等等弊端，無端消耗納稅人大量錢財并傷害社會生產力。從觀念上對社會的影響則是“重學歷，輕學力”，鼓勵全民玩教育、學習上的“花架子”———這個耍花架子的競爭還非常殘酷、激烈。
文憑，算是采用量化、硬化了的指標，既如此，就得爭取擁有它。無所不能的權力在這場競爭中占盡先機。有權者在日理萬機之余，學歷不斷提高，專著、論文獲獎證書、資格證書一大堆。你一個地區的考學尖子需要晝夜玩命才拿到的頭銜，沒見人家怎么著就突然擁有了。你苦讀到老大不小得到的那個勞動力證明書及其“含金量”，人家能輕而易舉地拿到手并超越你，你還不敢說人家是假冒偽劣。這樣，誰還會把學力、能力當回事呢？
公權機構本身要求政策、措施及其執行高度一致的標準化，許多機關里的博啊碩的，干的也就是文字搬運工的活兒，所有產品都沒多少原創的味兒。搞技術的干的多是操作員所干的，另外還有些高中級掂包、打雜的。這樣的機關，少幾個高學歷人士，工作定然“正常運轉”。既然沒法比“原創”，大家就比“原裝”，比誰受得教育更“正宗”，這也是公權系統內利于學歷歧視風行的客觀因素。
學歷歧視，禍在社會，責在公權。所以，學歷打假和根治學歷歧視，需要從制約公權濫用開始，需要公權機關帶頭求真務實，惟才是舉。
編輯 張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