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制改革，不僅僅是稅收本身的調整。稅制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關系產業結構的調整，關系經濟增長的可持續，關系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
近日，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謝旭人表示，燃油稅改革已有初步方案，但需要擇機推出。謝旭人同時指出，在總結東北試點經驗的基礎上，今
年將繼續深入研究增值稅轉型改革方案在全國的推廣。
與此同時，財政部部長金人慶日前表示，中國統一內外資所得稅稅率已經迫在眉睫，不能再拖。緊隨其后，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在“中國經濟形勢報告會”上也表示，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并軌時機已經成熟。
信號已經發出。我國新一輪稅收體制改革已箭在弦上。
兩稅并軌呼聲的啟示
任何制度或政策，都有其推出的目的和發揮作用的環境基礎。因此，制度或政策往往也要擇機而動，否則就有可能適應不了新的形勢。
例如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的差異問題。目前，在華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名義上為15%，加上其他優惠，實際上只有11%；相比之下，中國一般內資企業的平均稅負高出一倍，稅負最高達33%，實際稅率約22%。
應該說，當初設定這樣的區別，也是有道理的，是為了最大程度吸引外資。而如今，外資這種“超國民待遇”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正逐漸顯現。內資企業稅負比較高，事實上已經成為一種政策歧視。稅負不均，成本不同，直接帶來企業市場競爭力的差異，進而導致企業行為扭曲，部分內資企業于是扮演“假外資”，利用各種手段“出國晃一圈”后以外資或者合資身份到國內投資辦廠。同時，外資企業中也不乏專程享受“優惠”的逐利者。
隨著中國進入“入世”后過渡期，我國市場加速開放，各種類型企業之間的競爭也更趨激烈。有專家認為，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的改革更加迫切。改革背后，折射的不只是內外資企業稅負不均的不公平競爭，更是隱含了加入WTO后，市場對“國民待遇”的重新解讀，對公平的深切呼喚。
內資訴求“公平的起點”，外資將告別“免費的午餐”———于是，2005年開年不過一個多月，市場對于稅制改革的呼聲就熱烈起來，兩稅并軌只是其中一個縮影而已。事實上，目前有關稅制改革的關注已“熱”動全身，燃油稅開征、增值稅轉型、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調整等，都是在呼吁“更加公平與合理”。這正是新一輪稅改的意義所在。
稅收高增長的契機
在關注稅改同時，去年我國稅收出現的高增長也是當前的眼球中心。這不是巧合。
近年來，我國稅收一直保持了高增長的態勢。2004年全國稅收表現更讓人眼睛一亮：不包括關稅和農業稅，全國收稅25718億元，比2003年增收5256億元。稅收總收入和增收額雙雙實現歷史性突破，是近年來增長最快、增收最多的一年。
且不說整體稅賦水平的高低。稅收收入高增長，為各項工作的開展留出了較為有利的空間，也為新一輪稅改創造了條件。
經濟增長、政策調整、加強征管，一直被用來解釋稅收高增長的原因。專家分析，這三個因素，除了經濟增長，其余兩個因素均是不可持續的。政策不能隨意調整，加強征管更有一個限度。現行稅制從1994年實行至今，稅收實際征收率已提升了大約20個百分點，再提升的空間已不大。
去年，政策調整因素大部分為物價上漲所替代，稅收增長更多來自經濟的增長，這一增長是可持續的。以經濟增長帶來的增收來支付改革成本，無疑是新一輪稅改的最有利的時機———不僅僅是支付成本的保障，也是信心的保障。相反，在目前我國稅收收入增幅最大的時期，倘若不做相應安排，稅收高增長和政府支出可能存在的不適當膨脹之間也會形成一列“直通車”。所以，抓住這個契機，無論是對稅制改革，還是對稅收本身的持續增長都是有利的。
隨著宏觀經濟環境變化，目前，連續實施6年之久的積極財政政策有所調整。在由“積極”轉向“穩健”的過程中，長期建設國債收入投向，正在由以往基本定位于重點基礎設施建設擴展為三個方面，即在建工程續建、致力于實現“五個統籌”和支持重大改革舉措出臺。而在各項擬議進行和亟待進行的改革中，稅制改革無疑是相當重要的。
時機與風險的博弈
“現在是稅制改革最好時機。”不少專家這樣評價。
稅收高增長，帶來稅制改革契機。今年以來財政政策從積極向穩健的調整，則給了稅制改革重大支持。穩健的政策取向是中性的和溫和的，將為改革的穩步推進創造更為適宜的外部環境。
過去的一系列改革給我們提供的經驗是：改革的穩步推進需要積極的買方市場。從目前的市場供求關系看，我們恰好面臨著一個積極的買方市場，不論是投資熱情還是出口熱情，需求積極性都高，整體經濟處于一個持續高增長的平臺上，市場總體興旺繁榮，改革具有比較堅實的基礎。經歷了長期的探索和研究，目前各種稅改方案逐步浮出水面，一些試點也在順利進行之中。改革條件正慢慢成熟。
任何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總有一個過程。其間也避免不了時機與風險的博弈。
即便是最好的時機，新一輪稅改仍會面臨風險，要付出一定代價。例如，成本的代價，像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按照市場普遍預期，稅率將統一調整為20%來征收，全年稅收收入則將減少1500億元至2000億元。又如，利益的代價。作為經濟社會調節的杠桿，稅收制度追求的肯定不是絕對公平，而是相對公平，這也意味著必然會有一小部分利益體利益受損。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如此，燃油稅開征也如此。另外，人們也擔心，稅改中某些稅率的降低或提高，會刺激某些行業投資過熱，抑或打擊某些產業的發展，比如燃油稅開征，汽車消費成本增加，就會間接影響車市銷售。此外，也有一些不可預計的風險，像國際油價居高不下，也是目前燃油稅擇機推出的主要阻力。
改革不可能沒有代價，但延誤改革代價也許更為沉重。我們的身邊就有一個很好的例子，那就是我們的滬深股市。1994年上證指數最低跌至325點，以及1999年市場的再陷低迷，均是解決股權分置問題的大好機會，但結果都被一一錯過。而今，股權分置已成為股市頑癥，市場始終無法擺脫這個陰影，我們也因此付出了更大的代價———股市經過近6年發展又回到了起點。
新一輪稅改是否正當時？權衡利弊，在機會與風險之間進行效益最大化的選擇，相信不難作出判斷。
特約編輯：舒薇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