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滯后
中國的金融改革無論從起步時間還是從發展進度上說，都明顯滯后于總體經濟改革，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為什么俄羅斯、東歐等經濟轉型國家不存在這種金融部門改革單獨拖曳的現象？我們知道，中國同俄羅斯、東歐等轉型國家之間不僅存在著改革目標模式的差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
主義市場經濟），而且還存在著改革過渡方式的差異（激進式改革與漸進式改革）。
目標模式的選擇決定于一國當政者的經濟理念和意識形態，而過渡方式的選擇則取決于一國改革領導者的政治統馭經驗。從十多年的經濟發展績效說，中國對改革過渡方式做出了正確的選擇，這已得到了全世界公認。而目標模式的選擇還要靠今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經濟發展來進行最終的檢驗，按照黑格爾“存在即合理”的信條，至少現在，我們依然可以認定，在各種政治力量均衡協商下產生的中國改革目標模式是十分正確的。
對任何事物做分析都應先考察該事物生成的初始條件，上面所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漸進式改革”這兩大環境因素，實際上就是“中國的金融改革滯后于總體經濟改革”——這一全球矚目現象生成的初始條件。
說得明白一些，我們實際上可以從一些人對中國改革“目標模式”的偏執理解和“漸進式改革”的執行方式中，找到中國金融改革為什么進展緩慢的絕大部分原因。
例如，我們對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傳統理解，常常會成為對國有企業、國家壟斷行業實施“國退民進”的障礙，而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間股權屬性的同構性，又常常成為龐大不良金融資產的關鍵成因；再比如，我們對漸進式改革方式的機械運用、對進展快可能導致系統性風險的顧慮，常常會降低金融部門的改革開放進度。
總而言之，金融改革滯后有容易理解的客觀原因。
走過哪些彎路
以公正之心研究金融改革的經驗和教訓，把一切責任都推給歷史生成的客觀因素，似乎不符合實際。
我們都知道，具體的社會歷史總是由人來推動的，某一時期的決策者在改革任務、目標、操作方案選擇方面常常注定要發揮決定性作用。因此，當績效卓越時，我們可以總結出領導者的英明偉大；當走了彎路，付出代價過大時，人們也自然要反思出，失誤與人的種種關系。
上個世紀６０年代，毛澤東在一次私下談話中說過：我這個人，最大的長處就是善于總結。可以說，這一長處至今我們似乎還沒學好。坦率地講，在發展歷程的總結方面，現在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報喜不報憂”，而且這種行為在普遍化，在金融改革過程中，我們尤其缺少對以往失誤教訓的總結。
金融體系可以粗略地劃分為組織機構、市場體系和調控機制三個方面。我認為，在過去的２０多年中，在上述三方面的改革中我們都走過一些彎路。
簡要說就是：首先，在組織機構方面我們存在行業進入壁壘過高、一些機構的停業撤并隨意、機構內產權改革及有效公司治理改革動作遲緩。
其次，在市場體系方面，股票市場從設立之初就存在功能定位、股權設置、上市標準、法律約束及透明制度方面的嚴重缺陷，時至今日，為創新型中小企業服務的市場及地方性股票市場始終未能建立。
其三，在調控機制方面，我們的中央銀行曾錯誤就地采用了九大區行設置方案，在金融監管方面又過度集中權力，忽視了地方政府、行業自律組織和社會中介機構的作用，結果造成中央銀行分支機構調節地位尷尬及“三會”在監管過程中監管過度和監管不足同時并存，以及“一行三會”缺少有效協調機制的不正常現象。
近年來，隨著中央對金融問題重視程度的提高，金融改革也出現了加速局面，但從中央的急切心情和實際操作看，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問題，即國家對一些金融機構表現出了過多的“父愛”。
具體地說，國家對某些國有金融機構過于慷概，財政支持過于大方，而一些實際已擁有了自身集團利益的國有金融機構則恃寵而驕，得寸進尺，不斷地向國家伸手要優惠政策。
據我研究，有許多業務擴張速度較快、管理較差的金融機構完全可以在企業改制過程中通過自身挖掘潛力、改善經營、資產組合、任用能人、業務創新等途徑對存量不良金融資產逐步自我消化，只要沒有出現支付危機，就不應該向國家索取過多的支持。但現在的問題是，各大國有金融機構都紛紛利用改制上市的機會首先向中央要優惠、要投入、要核銷，然后再來考慮自身挖潛的可能性，以至國有金融機構的深化改革的過程，演變成了一場個別利益集團同中央財政的博弈過程。這種新的彎路，應當立即制止。
尋找惠而不費的突破口
不計量成本和收益的改革是盲目的改革，也可能成為愚蠢的改革。２００５年被定義為“改革年”，“改革年”能否名實相符的關鍵，是能否在深化金融改革方面尋求突破，能否找到一個惠而不費的突破口。
為什么要找這樣的突破口？因為，金融體系中的矛盾盤根錯節，金融改革的難題車載斗量，在一大堆存量和增量改革任務中眉毛胡子一把抓，就很難達到提綱挈領的境界，惠而不費的改革效果自然也無從產生。
大家知道，金融業無論多么重要，但歸根結底是服務部門，是為實體經濟投融資服務的產業。因此，深化金融改革突破口不在金融業本身，而在于經濟基本面的客觀需求中。
從改革２６年來的情況看，中國經濟始終沒有擺脫低效、低端、粗放、浪費的傳統模式，其原因就在于我們的金融體系中缺少一種機制——能使金融資源自動流向有利于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效率改善的分配機制。
從國外經驗教訓看，這樣的效率提升機制就是創業投資和多層次、多元化的資本市場，有了完善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和資本充裕的創業投資機構，全社會的投資行為就會向有利于技術吸納和成長導向型企業傾斜，而創投機構集中的資本通常都會產生１０倍左右的引導帶動功能。這會對一個經濟體的儲蓄——投資循環流程產生十分積極的影響，并最終成為一個國家工業基礎改善和經濟競爭力提升的最活躍因素。
中國經濟要實行成長方式的根本轉變，關鍵看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度能否明顯提高，而高新技術的普及水準和作用強度大小，通常依賴于創業投資和多層次資本市場的活躍和完善狀況，這已為國外經驗充分證明。
大力發展創投業和多層次資本市場的思路如果被采納，我們就算找到了一個經濟、科技、金融三大領域的互動結合點。
多層次資本市場是一個使金融風險下移和微觀化的平臺，而創投機構“四兩撥千斤”的運作特性，使得發展創投業有可能成為深化金融改革的一個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制度變遷。
我們的領導者十分重視國有銀行的改革，因為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比重高、系統性風險太大。從理論上說，這種思路也無可指責。但人們也要意識到：銀行績效的改善關鍵在銀行客戶基礎素質的提升。可以說，改善銀行客戶基礎、讓企業在市場上自主融資從而擺脫對銀行的融資依賴，是降低銀行業不良資產的最好方法。
要做到這一點，顯然也只有發展創投業和多層次資本市場。我們斷言：各級財政只要拿出救助大型國有金融機構投入中的一小部分錢用于引導發展創投業并開設多層次資本市場，在一個不長的時期內，中國經濟的微觀基礎就會迅速改善，銀行系統風險也會明顯下降。（王松奇）
特約編輯：舒薇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