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邊春己
2005年1月25日，東京，渡邊春己走進律師事務所的會客室，淺灰色條絨上裝左側別有一枚銀色律師徽章。他快人快語，思維敏捷，笑聲
不絕，令人無法想像他已年屆六十。
在日本“中國人戰爭受害事件賠償律師團”中，渡邊春己擔任秘書長。
“假如敗訴，只能說法官相當右翼”
記者：關于李秀英的名譽侵權終審判決，你是什么時候接到的？
渡邊：這份終審判決是20日作出的，第二天我們便收到了。是用郵件寄到我們事務所的。打開一看，我樂壞了，馬上通知律師團與中國律師聯系，請他們通知原告。之后，中方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記者招待會。
記者：一個日本人參與對日索賠的訴訟，這在中國人看來可能是令人欣賞的事情，你是怎么開始介入戰后索賠案件的呢？
渡邊：1994年，我的朋友小野寺利孝從中國調查回來，跟我講了李秀英的事情，問是否愿意參加這個訴訟，我欣然答應。這年秋天，我到中國開始調查，這是我最早接觸戰后賠償案件。1995年，我們接受了731部隊受害者原告、南京大屠殺受害者原告以及無差別轟炸受害者的委托，這三個訴訟是一體的。1995年1月，我第一次與李秀英見面，此后，李秀英委托我做她的訴訟代理。
記者：那么李秀英的名譽權案又是怎么緣起的呢？
渡邊：這個訴訟起源于松村俊夫寫的《對南京大屠殺的疑問》(1998年11月初版)。1999年，一家研究會發現了松村這本書，與我聯系。這本書的要點是，李秀英是假的受害者，不是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這是我們決不能答應的。我報告給律師團，律師團認為，如果不反擊，那就會很被動。如果這種論調在日本泛濫，是對真實言論的壓迫。律師團召開會議，決定對松村等提起訴訟。我和另一個律師去中國，去拿李秀英的委托書。李秀英聽到松村之流的造謠，非常氣憤。
記者：這個案件持續到今天大概有5年半的時間。一開始你就有信心勝訴嗎？
渡邊：案件的違法性十分明顯，名譽侵權當然應該成立。我認為只要按正常程序就可以勝訴。假如敗訴，只能說法官相當右翼(笑)。但很遺憾的是因為花了不少時間，李秀英沒有等到今天這個判決。如果判決結果能更快些就好了。
記者：幾次審判的情況如何？
渡邊：一審時，對方說，沒有說李秀英是假的受害人。但是2002年5月，一審判決認為，該書有兩處可認為是說李秀英是假受害人。2003年2月，二審維持原判。二審判決指出該書明顯表現李秀英是“假受害人”，而且“水平太低”(對“水平太低”，他加重語氣，著重強調)。這本是我們想說的，法院替我們說了，哈哈。
法院指出該書水平低，這很重要。法院認為，水平低，因此造成的惡劣影響不會擴散。而且一般讀者會判斷是非合理的，認為這是在撒謊(大笑)。
“我們希望突破，突破是我們的課題”
記者：律師與原告的信賴關系是怎樣建立的？
渡邊：必須存在一種相互信任的關系。曾有一個原告問，你們為什么做代理，是為錢還是為名？(笑)我們是自費去中國，而原告的費用都是募捐得來的，因為日中兩國物價差距很大，飛機票也很貴，所以支援會對原告給予支付，不足部分則由律師團出。提起訴訟之后，原告來日本參加證人詢問，他們看到我們工作認真，誠心誠意為原告做事，就相信我們了。我深深感到，中國人一旦信任你了，就完全委托給你。
記者：戰后賠償訴訟已提起訴訟10個年頭了，目前的進展情況怎樣？
渡邊：現在在東京高等法院等待判決。
記者：戰后索賠的法律難點在哪里？怎樣能突破？
渡邊：首先是事實認定，但現在幾乎所有事實都已經得到認定。再就是時效問題，即民事的侵權行為的時效是20年。
最大的法律問題是“國家無答責”，這是最大的法律瓶頸，認為日本國家沒有責任。
日本軍專門跑到與自己沒有關系的外國，施行暴力，然后以“國家無答責”來回答，這不是可笑嗎？！
而對法官來說，如果沒有相當大的勇氣，是不敢突破這點的。
案子到高等法院階段就比較艱難了。現在731案正在東京高等法院，該案2004年7月結審，但還未作出判決。不知道今年春天是否能作出判決。
我們希望突破，突破是我們的課題。
“如果真是誠心誠意謝罪，一次就可以”
記者：你怎么看松村寫的這類書？
渡邊：從日本現狀來說，雖然有一些肯定南京大屠殺存在的書，但還是否定派的書多，因為他們有錢。不明真相的日本國民看見否定派的書占多數，自然就對南京大屠殺是否存在開始懷疑。作為日本人當然是覺得南京大屠殺否定論比較舒服———覺得自己的父輩、祖父沒有做大屠殺在感覺上是比較好的。
記者：但是法院的判決已經確認了731等日本國家犯罪的事實。
渡邊：這只是在裁判中得到認定，而實際上自民黨等許多人以及民主黨的一部分人仍然不承認。而否定派所謂的依據，就是否定派的這類書，他們據此說南京大屠殺是不存在的。雖然在法官來看，松村這書“水平很低”，具有合理判斷的讀者是不會相信這本書的主張的(大笑)，但對很多日本人來說，否定派的書是一種心理安慰。
我認為，應該以史為鑒，承認過去犯了錯誤，今后不再重犯。
記者：目前中日關系“經熱政冷”，有人認為歷史認識問題是影響兩國政治關系的重要因素。你怎么看？
渡邊：有人問日本需要多少次謝罪，我倒認為，如果真是誠心誠意謝罪，一次就可以。但是，目前只是表面上說“對不起”，對南京大屠殺否定的言論卻接連出現，這肯定會刺激中國人的感情。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這就好像美國的報紙說美國沒在廣島投原子彈、沒搞東京大空襲，日本人肯定會感到憤怒一樣。不論哪個國家都是這樣，德國也曾否認holocaust。但是德國真正謝罪了，而日本不是這樣，不但如此，反倒否認的風潮日益增長。
你說的“經熱”，這是因為經濟在全球化的同時也在地域化。日本要生存下去只有靠亞洲，但是日本的政治家無法看到這點。
記者：你的意思是說，這種歷史認識會影響到兩國經濟的交往？
渡邊：當然，兩國都不想把政治問題帶入經濟。但是，現在一代的歷史觀是從上一兩代人接受來的，是上代人的親身體驗。因此這個影響遲早會表現出來。比如德國現在在東歐經濟投資就沒有受到抵制，這是因為德國謝罪了。
記者：你認為遲早要反映在經濟上？渡邊：我在慶應大學講演，一個聽眾說自己在新加坡受到歧視，聽我講演后才知道，原來是因為過去的歷史。因此應該知道歷史，如果知道歷史的話，情況應有不同。本來政治家應有這種想法。
渡邊春己的老家是東京附近的山梨縣，他畢業于東京大學法學部，從事律師工作已經將近30年了。對于被大家稱為“社會派律師”，他說“我只是在實踐自己年輕時代的理想”。他說，大學時代，他就對人權、言論自由問題十分關心，對國際問題也十分關心，不能忍受社會的不公，想為社會正義做些事情。“大學時代的朋友都說，這么多年了，大家都變了，而只有你，還保持著大學時代的熱情。”
渡邊說，大學時代他閱讀了大量的社會科學著作，其中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記者問，哪部分內容給他的印象最深，他不假思索道，毛澤東預測的抗戰三階段完全被歷史發展證實。 孫政綱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