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北京市發展和改革工作會議透露：北京市將出臺一系列旨在刺激汽車消費的政策。會上通報了最新的一項措施：北京市將取消對外地人在北京購車的戶籍限制。
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門有關負責人隨即向媒體傳達了相關信息：當前，這項政策正在啟動階段；有關細則和規定將在今年內出臺。
長期以來，外
地人在北京購車，只能找北京人借用其個人名義上牌，或者通過公司名義上牌。實際上，不少外地人想在北京購車上北京牌，都苦于“投靠”無門(找不到可借用的名義)。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汽車消費。
一位長期在北京做生意的外地人聽說了這項政策后喜出望外：“這個政策好啊！我在北京購車上北京牌的渴望就要變成現實了。”
“在北京的許多外地人憑本事掙錢，有汽車消費能力，也有汽車消費愿望，卻受到了戶籍限制。北京市取消對外地人在北京購車的戶籍限制，無疑會對北京汽車市場的發展起很大的促進作用。”北京亞運村汽車交易市場商務信息中心經理郭詠多年從事北京汽車商務信息工作，深有感觸。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北京市泰福律師事務所主任肖太福在高度評價北京市取消對外地人在北京購車的戶籍限制這件事時呼吁：“各地對待汽車消費都應當依法行政。”
“戶籍限制”是一項帶有歧視性的政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平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公民的重要權利，是一項重要的憲法原則。肖太福博士神情嚴肅：“人為地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劃分為北京人和外地人，對北京人和外地人實行不同的汽車消費政策，破壞了公民平等的憲法原則和平等的公民權利，是一項帶有歧視性的政策。這一歧視性政策限制了外地人在北京購買和消費汽車，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和消極作用，對北京汽車市場和汽車經濟的發展不利。”
他列舉了其負面影響和消極作用：許多在北京的外地人被迫使用外地車輛牌照，給有關部門造成了頻繁地為外地車輛辦理“進京證”的麻煩，降低了工作效率；外地戶口的北京居民被迫借用有北京戶口的公民身份購車，車輛證實不符，事故責任不清，導致北京的汽車消費貸款糾紛以及車輛所有權和使用權糾紛增多；限制了北京周邊附近居民在北京購車上牌，阻礙了人、財、物在北京與周邊地區之間的正常流動；大量地減少了本來屬于北京地區的養路費和車輛購置稅，降低了北京市政府的地方財政收入。
無疑，取消限制，對個人、對公務都是一種事關公平和效率的大好事。
取消“戶籍限制”符合行政許可法
對外地人在北京購車上牌實行戶籍限制，體現了北京人的特權和優勢，不符合行政許可法的要求。取消對外地人在北京購車的戶籍限制，是依憲治國和依法行政的需要。
行政許可條款的設立，是對某一權利行使的單項特別授權和認可，同時也是對不符合條件者行使權利的一種限制。沒有一項法律授權某一地區可以設立法外行政許可條款。
談到這里，肖太福博士喜形于色：“北京市取消對外地人在北京購車的戶籍限制，符合行政許可法的精神，是實施依法行政綱要的舉措，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這一新政策出臺，無疑體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有利于社會進步，能夠凝聚人心，對發展社會經濟和繁榮首都有好處。”
促進汽車消費需要健康的社會運行機制
以居民身份管理取代戶口身份管理是必然趨勢。肖太福博士主張：“凡是在北京居住一年以上、具有相對固定住所和相對穩定職業收入的中國公民，都可以算作北京居民。所有北京居民在北京市地方法規和地方政策面前人人平等，在汽車消費等方面享受同樣的政策。”
汽車消費牽涉方方面面，關系到市場、財政、產業、就業等問題。當然，越來越多的外地人在北京購車上牌，必然會給北京市帶來更大的環保等問題。
肖太福博士說：“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多管齊下，需要依法辦事，需要按照科學規律辦事。總之，促進汽車消費，需要健康的社會運行機制。汽車消費立法是當務之急。”
各地應當廢除所有有悖依法行政原則的政策
上海的汽車產業在全國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上海的居民年均收入在全國首屈一指。顯然，上海有了“汽車進入家庭”的足夠條件。但是，上海的私家車擁有量卻不到10%，低于北京、成都、廣州、武漢、珠海等城市。上海市實行私車牌照拍賣制度難辭其咎。上海人買一輛10萬元的車，就要買一塊四五萬元的牌照。難怪不少上海人跑到江蘇、浙江等周邊地區去買車上牌。
中國能源并不豐裕，但是不少城市卻出臺了不合這一國情的地方性法規。據統計，全國有68個城市禁止摩托車，有80多個城市限制小排量汽車。
不少城市還在就學、申請ADSL業務、就業以及購房、裝電話、購買手機等方面對外地的中國公民實行歧視性政策。(本報記者 姚福泰/文 )
肖太福博士指出：“一些地方實行這些政策，是自我封閉的表現，有悖依法行政原則。各地應當根據《立法法》和《行政許可法》，廢除所有有悖依法行政原則的政策，維護國家法律的統一性，確保依法行政和依憲治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