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17日，史稱“魔巖三杰”的竇唯、張楚、何勇，加上唐朝樂隊，一齊在香港的紅磡體育館登臺演出。這些樂手都是第一次離開內地，香港的樂迷更是從來沒有見識過北京搖滾
的現場模樣。
在張培仁的“香港演出后記”里，他這樣寫到：
“現場坐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媒體和近萬名香港觀眾。在此之前，他們很少有機會目睹來自北京的新音樂風采……在沒有人能預料到的狀況下，這場長達三個半小時的演唱會，幾乎全程陷入了不可思議的狀態。觀眾用雙手和喉嚨舞動、嘶吼，連向來見慣演出場面的媒體和保安人員也陷入了激動的情緒中。在香港，幾年來幾乎沒有一場演唱會像這樣瘋狂……”
這是中國搖滾繼崔健后第一次高峰的實地見證。10年一轉眼，當年傾情忘我的觀眾漸漸淡忘了那個令他們嗓音嘶啞的夜晚。而那些樂手們呢？
1996年，何勇在一場工體演唱會結束后，便從人們眼中消失了；張楚在發表第二張專輯后便回老家西安過上了隱居生活。竇唯則徹底改變了音樂風格，走出了大眾的視野。也許“魔巖三杰”和紅磡的演出只是中國搖滾史上的一個坐標，并不能涵蓋整個中國搖滾的進程。但追尋他們的這十年來的變化足跡，我們也許能隱約摸出一面中國搖滾樂的墻———盡管它殘缺不全。
十年來，當初的樂迷現在都過得比我們好
新京報：有好多人特懷念10年前的魔巖三杰，有人說那是中國搖滾黃金年代的一面旗幟。你怎么看待大家對“魔巖三杰”的呼喚？你怎么評價當年在香港紅館的那場演出？
何勇：我覺得人們懷念“魔巖三杰”是有理由的，那是中國搖滾最輝煌的年代，紅磡的那場演出也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場演出。可這十年來，連當初的樂迷現在都過的比我們好。我說的好壞不單指錢。看看張楚、我和竇唯，我們這些年的境遇，你就明白了。如果說我是自己把自己毀了，那他們呢，他們并沒招誰吧，不是一樣嗎？這里有我們自己的原因，需要好好反思，但最主要的原因并不在我們。這原因很復雜，很難一下說清。
新京報：今年春節的時候，我還在KTV唱過你的歌———你這些年收到過作品版稅嗎？
何勇：剛出專籍那一年多時間收過，后來一分錢都沒有。我都不知道管誰去要，魔巖都沒了。
新京報：你們那時候那么成功，為什么突然一下就衰落了？
何勇：魔巖把孩子推出去就管不了了。他們沒想長遠發展，也沒這實力。1996年的時候，我演出的時候沒公司也沒經紀人，要是背后有個公司，我的事情不會那么不好解決。這是相當復雜的一個問題。搖滾樂當時對港臺流行音樂造成了非常大的沖擊，一些人可能不敢再叫它發展下去了。當然還有其他更深的原因了，我想不明白的事，就不去想了。
新京報：你現在怎么評價魔巖？有人說它就是為了掙錢。也有人說它締造了中國搖滾。
何勇：不能說魔巖就為了掙錢，他們有很多追求。掙了多少錢，只有天知道，但是他們確實做成事了，創造了品牌，也創造了歷史。至今我依然覺得張培仁的那篇新音樂的宣言是我見過的最好的文章。充滿了只有那個年代才有的理想主義激情。我現在依舊很想念他和賈敏恕。但是，魔巖的問題也很多，它追求的是一種短期的效益，虎頭蛇尾，好大喜功，并沒有長遠的打算，沒有能力去建設和保護他的歌手。這是我離開他的原因。
張楚死了，我瘋了，竇唯成仙了
新京報：人們習慣叫你們“魔巖三杰”。但是，首先從音樂上看，你們一開始就不太一樣吧。然后再看這十年的走向，你們的差別恐怕就更大了。你覺得張培仁和賈敏恕當初為什么選了你們仨，而且一塊推出來？
何勇：正是因為我們不同，他們才選了我們。在推出我們之前，竇唯因為黑豹樂隊，已經很有名氣了；張楚在中國火也露面了；我完全是新人。如果我們相同，我和張楚就完全被竇唯“蓋”下去了。只有不同才能一起推。從唱片工業的規律看，一起做宣傳可以節省不少成本，還能造勢，這其實是很正常的做法。
新京報：那可不可以這樣看，“魔巖三杰”的結合完全是商業的結果？
何勇：對，可以這么說。就是商業的。但商業的不意味著不好。恰好相反，搖滾衰落很大程度因為在它背后從來沒建立起一個良性的商業規則來。
新京報：能描述一下你們三人的關系嗎？94年前的，還有94年后的。
何勇：我們是君子之交。都是一個圈子的，早就熟。后來，各奔東西了。這幾年，我跟張楚只見過幾次。跟竇唯在后海常碰見，有時候還殺兩盤棋。
新京報：賀蘭山音樂節上，你和張楚都復出了。張楚的演出狀態不好，很多人看了都有點難受……
何勇：我看了也很難受，而且特不滿意那天他那幾個樂手的發揮，后來我還罵了他們。我原來說過，我們是魔巖三病人，張楚死了，我瘋了，竇唯成仙了。
我在現在的搖滾里找不到真的，全是假的
新京報：1994年紅磡，你說四大天王只有張學友會唱歌。結果引起軒然大波。后來這個事件甚至叫好多孩子分成了兩派，聽搖滾的和聽四大天王的。你現在怎么看這件事？
何勇：我對當年說過的話今天還承認，但我現在不想再說他們了。因為這兩年港臺流行音樂太傷感了。走了那么多人。我不忍心再張口說什么了。
新京報：如今的搖滾圈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方面，很多人認為你是中國朋克的祖師爺。另一方面，現在的孩子并不認老前輩。
何勇：我搖了很多年，一直在搖，后來我“滾”了，“滾”了很多年，對我來說，這個圈子已經不存在了，我一直是自由獨立的，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我覺得我不需要什么準備，我回來了，沒帶什么禮物，我也知道有人不高興。我跟現在孩子接觸不多，但我認識的那些孩子都很尊重我。現在誰認不認我們沒關系，因為沒有人可以否認，沒有我們這些人也就沒有現在的中國搖滾。歷史和事實是存在的，不需要你認，音樂不是給圈子里做的，音樂最主要的是要得到人民大眾的認可，還有，時間會見證一切。
新京報：那你對現在的中國搖滾有怎么看？
何勇：首先你得承認，現在搖滾從當年我們的星星之火已經初見燎原了。但確實也有好多問題。搖滾不是宣揚誰比誰更慘，搖滾是建立在最民間的基礎上的。而現在講的民間都是精英分子的民間，不是真正的民間。
我在現在好多搖滾里找不到真的。一切都是虛假的。我說的虛假的和假唱那種虛假還不一樣。假唱的人還知道他想要什么，目的很明確。但他們還不如假唱，他們是自己把自己騙了，用更流行點的說法是，這些人自己把自己給虛擬了。對自己不知所云，以為自己在真唱呢。
現在，搖滾出了多少叫大眾接受的東西，離開大眾的搖滾是什么，現在的很多搖滾是意淫是模仿，可悲的是還自以為很真。
這次紀念演出，哪怕只有我一個人，也要演
新京報：說到你的復出，好多人都看到了希望，覺得又看到了十年前的何勇。
何勇：我的狀態其實比十年前差遠了，不過我覺得有些地方又比十年前要強。我之所以要復出，是因為我要生活，要還債，我要為我父母想。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還有一些人記得我和想念著我，我要做點事和盡點責任，我依然熱愛音樂和舞臺。
新京報：12月17日，將是你8年來第一次在北京正式登臺演出。但是，魔巖三杰很有可能無法聚首。你為什么這么堅持要紀念紅館的演出？
何勇：我覺得這也不是什么正式演出，這就是一聚會，如果我和有待不張羅這事，我不演，這個活動就不存在了。這個十年就這么悄無聲息的過去了，從各個方面來講，都只能說三個字：對不住。對不住任何人。這個十年的活動從各個角度來說都該做個大的，但就這么個小活動沒有我和有待就沒了。另外，這么多年不見了，我特想看看北京的知音。這是大家的記憶。哪怕只有我一個人，我也要演。等到什么時候再去紀念呢？我不管別人怎么想我，這場演出值得去紀念。(張映光)
編輯：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