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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環廣場工地，一名農民工從樓上向大街上張望。大部分農民工下班后面對的是孤單和寂寞。（吳江 攝）
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貧乏，
專家認為解決這一問題應提上日程
專題動機
11月27日晚8時，順義區數十名農民工在一小錄像廳看黃色錄像時，遇到警方巡查，逃跑時慌不擇路，20多人跌進化糞池，2人死亡(本報11月30日曾有報道)。
記者調查發現，此事件的背后，是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極度匱乏。在京農民工超過200萬，已成為城市的一個組成部分。但由于業余時間少，城市中文化消費的成本又比較高，多數農民工大多只能以打撲克、看街景等打發閑暇時光，被隔絕在城市文化生活之外。目前，已經有一些部門開始關注農民工文化生活的困境。
“沒有電視，沒有書可以看，沒有能唱歌的地方，沒有網吧，現在錄像也沒得看了。”白辛莊村周邊一處工地上，一名農民工向記者抱怨。一周前，他所在的工地上兩名農民工看黃色錄像逃跑時被溺死。昨天，順義區政府有關人士告訴記者，事發之后，錄像廳已被關閉。
他表示，改善農民工的業余文化生活需要一個過程，目前整個農民工都面臨文化生活匱乏這一難題。
“晚上連聽錄音機都聽不了”
記者了解到，白辛莊村周邊有三處民工人數過千人的建筑工地，周圍都是莊稼地。工人們說，每天6點半收工后沒什么娛樂活動。
建筑公司很少在他們休息時間安排娛樂活動。金壇建筑安裝公司的一民工生活區內，幾間平房宿舍的窗戶和鐵門上的玻璃大部分用紙盒粘著。一間宿舍內，一個20多歲的民工躺在床上看書，眼睛都快貼到書上了。
“房間內白天沒有電，晚上供電也只有36伏低電壓，想聽聽錄音機都聽不了。”出事前，工地附近有4家錄像廳，花上1元錢甚至5毛錢看個黃色錄像還算是個消遣，但目前都已經關閉了。
“城市并沒有真正接納他們”
記者在昌平等幾個農民工比較集中的地區進行調查發現，由于業余時間少，文化消費的成本又比較高，農民工尤其是建筑工地上的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單調的問題普遍存在。大部分建筑工地沒有為農民工準備充分的娛樂場所和設施。同時，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2003年《北京統計年鑒》表明，外來人口中高中及以下學歷的超過90%)，他們也難以享用城市中的文化娛樂設施。很多民工空余時間主要就是打撲克、逛街。
根據勞動保障部門公布的數據，2003年北京已經有239萬農民工。2003年《北京統計年鑒》表明，建筑業勞動者有19.8萬人，餐飲服務人員有14.4萬人，已經成為不少行業的主力軍。但他們并沒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春光說，“城市并沒有真正接納這些外來者。他們遠離家鄉和親人、從事高強度勞動、遭受歧視、缺乏適齡性伴侶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島上一樣。”
“滿足文化需求應提上日程”
為解決這一問題，一些農民工自發組織了打工者藝術團、打工妹之家等組織。但這些組織受到水平和資金的限制，再加上數量有限，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龐大農民工群體精神文化生活上的貧乏。
這一現象已經引起了社會的注意。4個月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課題組推出《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稱，農民工已經作為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國家和社會有責任保障該群體的各種權益，尤其是他們的極度匱乏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更應提到采取切實措施的日程上來。
記者調查
工地上年輕人想管也管不住
調查地點：首都機場擴建工程工地
47歲的柳小寬已經半年多沒回家了。從河南老家來到北京后，他先在北展建筑工地做了3個多月，最近幾個月在首都機場擴建工程工地做木工。半年前，臨來北京時，大哥把他20歲的兒子小德子托給柳小寬，讓他帶著到工地打工。
在北展工地時，附近比較繁華，柳小寬發現根本看不住小德子，“沒有電視看，平常沒什么娛樂，小德子沒事就在工地宿舍里打牌耍錢，砸金花，每次輸贏都在二三十元，贏了就喝酒，輸了一頭扎在床上睡覺。”柳小寬說了幾次也管不住，他說，上點歲數的民工干完活、吃飯、回宿舍就睡覺，起來再去干活，基本上很有規律，但像小德子這樣的年輕民工精力旺盛，有工夫就溜出去，在外面瞎逛。
“有一次小德子從外面回來，臉上青紫好幾塊，鼻子流血了，問他什么也不說。我問了和他一塊出去的工友，原來一個女孩子很漂亮，小德子就站在街上看，結果女孩子的對象打了小德子一頓。”柳小寬說，110還把小德子帶到派出所，最后人家賠了點錢，“到城里打工，該看的要看，不該看的不要看。”他曾這樣囑咐過小德子，結果小德子還是沒管住自己“惹了禍”。
小德子在北展工地干了不到3個月，柳小寬就讓他回了家，并給大哥打電話，讓大哥找人給小德子早點說對象。“這孩子，呆在這兒早晚還要生事。”柳小寬說，要是工地上有臺電視，年輕人能有點娛樂，也許小德子能繼續在北京呆下去。
強行沖出工地只為上街轉轉
調查地點：北航附近一工程施工工地
昨日下午4時許，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附近一工程施工工地，三三兩兩的工人走出門外或從外面返回。
在工地門口，7個剛從外面回來的工人說，他們是安徽人，都是工地上的木工，昨天下午歇班，他們結伴到大街上逛了一圈，“什么也沒買，就是散散心，在工地上太悶了”。
這7個人最小的27歲，最大的已52歲。35歲的劉姓工人說，他們平時沒有什么娛樂活動，工地也沒有設立任何娛樂設施，宿舍里不讓看電視，如果查到有人偷看電視還要受處罰，“宿舍電壓只有30伏，想看也看不成，除非自己私拉電線。”所以晚上下了班一般是在宿舍里打打撲克、下下象棋。
27歲的樊姓工人說，工人們悶得慌了，就到大街上走走，因為每月工地上只給50元生活費，所以也舍不得花錢買東西，其他工錢到年底才一次性結清。
樊姓工人說，他結婚4年了，孩子3歲，半年多沒回家了，“一想到媳婦、孩子心里就難受，到大街上轉轉，看看扭秧歌、跳舞的人，心情就好了。”“他更想看看漂亮姑娘！”一個工人說，這些人全都笑起來。記者問他們是不是都想看看，他們笑著說“誰不想看”。
這些工人說，半個月前，工地突然把大門緊閉，不讓民工隨意進出，說是為了安全，憋了七八天后，100多工人把門口保安推開，強行打開鎖著的大門，跑到大街上“轉了轉看了看”，從那以后，工地再也不提鎖門的事。“我們是干活的，不是坐監獄的，還能不讓出門？”
看到美女同志就想打個招呼
調查地點：朝陽區大望路一施工工地
每天6點半，路旁就會站著一排附近工地收了工的民工，有時他們會蹲在馬路牙子上看街上的來往路人。
“工地沒有什么文化活動，整天拼了命的干活，有時我們就到街上放松放松，看看高樓大廈，看看來往的小轎車，再順便看看女同志。”四川籍民工小王說到這停頓了一下，“我已經快一年沒有見到老婆了，有時看見美女同志也想打個招呼，就是打打招呼，沒別的想法。有一次，我到一個小區看到一個20多歲的女孩玩健身器械，開始我就是遠遠看她，看了大概20多分鐘，我鼓足勇氣到她旁邊一個器械玩，就是想近一點看她。過了10多分鐘，她發現我看她，我很快把腦袋扭向了別處。而她沒多大會兒也走了。我真是一點惡意都沒有。”26歲的小王低聲說。
32歲的江蘇籍民工鄭立說：“其實，我們的要求也很簡單，有那么幾十本各種書籍讓我們互相輪流看看，或者有個電視、VCD讓我們看看電影，這也行啊。可我們現在除了干活就是干活。”“坦率地說，作為一個正常的男人，肯定很想過正常的性生活。常年在外，每年回家和老婆在一起的時間也不過一個多月。”鄭立有點不好意思地說，“聽一個工友說，其他工地有幾個民工拿到剛發的100多元工資去找‘小姐’，剛談好了價錢，他們就被警察抓了，原來那個賣淫窩點被警察盯了很久了。所以，我們也只能就這么呆著，再怎么沒有文化生活，也總比被關起來強啊。”
專家訪談
農民工有權利享受文化生活
受訪人：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
城市中的文化設施和休閑場所雖然已經比較豐富，但大多是為城市居民準備和設置的，農民工無法享用，難以參與到城市中的文化生活中來。這種情況的出現，與農民工自身的文化與經濟條件制約有關，在短期內很難有很大改觀。因為從根本上來說，改變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匱乏問題的途徑，是他們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
但這并不意味著，城市在這個問題上就只能無所作為。對于農民工來說，目前比較現實的業余文化生活主要就是看看電視，但即使這一簡單的要求，現在也不是多數民工都能夠享受到的。我認為，在盡可能改善農民工的文化生活方面，雇傭單位應該承擔責任，可以將農民工文化生活消費的費用計入生產成本，政府對單位進行法規和制度上的制約。例如，農民工的居住場所的面積必須達到一定的標準，達到一定人數必須配備一臺電視機等。
另外，目前在各個行業從業的農民工呈現出很強的地域性，很多農民工也傾向于和老鄉聯系。針對這種情況，不少地方已經開始在農民工中發展工會、打工者之家等各種組織，這些組織在豐富農民工的文化生活方面還是能起到積極作用的。
此外，一些針對市民的活動，比如市運動會可以引入農民工參加。尤其是對于一些長期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他們為城市做出了很大貢獻，應該享受比較穩定的工作、居住場所和規律化的文化生活。
記者袁凌專題采寫：記者李華良劉英才張偉娜周奇張潔王薈吳蔚謝煒申劍麗通訊員胡峰黎方益阮軍
責任編輯：孫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