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是新聞發言人制度勃興的一年，新聞發言人的培訓、履職和亮相一時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當前，我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已從國家部委推廣到地方區級政府部門。
學者劉建明在其主編的《宣傳輿論學大辭典》中認為，新聞發言人是“國家、政黨、社會團體任命或指定的專職（比較小的部門為兼職）新聞發布人員，
其職位一般是該部門中層以上的負責人”。
如今看來，各地在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時，都嚴格遵循了這一點。筆者驚訝地發現，新聞發言人制度部分地成為“副職”發言人制度。如南京市教育局、統計局、建委等部門的新聞發言人均是該部門的副局長或副主任。
不僅如此，筆者還經常從報道中發現，新聞發言人的官味越來越濃。一些報道對新聞發言人的稱謂完全套用“某部門新聞發言人加官職”的“公式”，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
附在“新聞發言人”之后的官職是被刻意強調的，似乎不如此，就不能顯示新聞發言人的分量和政府部門重視某件事的程度。
由此推及一個疑問，我們一些地方實行的究竟是新聞發言制度還是新聞發言人制度？或者換句話說，新聞發言人制度究竟是以“人”為本，還是以“發言”為本？
當“新聞發言人制度”作為一種正式的、公認的也是約定俗成的稱謂，是無可厚非的。但是，稱謂雖如此，“發言”與“人”孰輕孰重，還是應當區分清楚的。眾所周知，新聞發言人的職責是在一定時間內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時局的問題，舉行新聞發布會，或約見個別記者，發布有關新聞或闡述本部門的觀點立場，并代表有關部門回答記者的提問。那么，在這里，新聞發言人發言才是最終目的，這個最終目的不是把新聞發言人制度舉辦成官位。否則，在官位思想和本位主義的主導下，新聞發言人首先就容易滋生特殊思想，遠離公眾。本報記者去南京某部門采訪新聞發言人時，就曾遇到人為設立的重重關卡，最后導致采訪失敗。連記者都那么難于接近新聞發言人，老百姓又會怎樣呢？其次，“官味”濃了，“民味”就會淡，最后，受利益訴求所限，新聞發言人的聲音就會越來越小，甚至聽不見。以最近發生的“女播音員死在副市長家中事件”為例，女播音員死了一個多月了，謠言滿天飛，卻始終不見新聞發言人出來發言。岳建國先生就此在《南京日報》上發表評論，提出“別讓新聞發言人制度成為花架子”。誠如斯言。
在這類事上，沒有新聞發言人該不該出來發布消息回答問題的爭論，只有在什么樣的思想主導下堅持新聞發言人制度的要義。讓相當級別的官員任新聞發言人并沒有什么問題，但我們必須反思，在制度設計上向民意俯身的新聞發言人制度變得官味濃厚，問題到底出在哪里。評論員 伍里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