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權力何以被濫用 代表專職化可有效防范
在沈陽市原人大代表劉涌身上曾被引出的疑問，在原全國人大代表桑粵春身上同樣被提出：人大代表的資格和權力由誰賦予？人大代表應當如何運用這種榮譽和權力？
2002年10月28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0
次會議表決終止了兩名全國人大代表的資格。
一人是廣東健力寶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李經緯；另一位名氣較小的叫桑粵春，原長春吉港集團公司法定代表人、總裁，后為該公司監事局主席。
2004年10月20日，吉林市中級人民法院，桑粵春被控涉嫌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故意傷害罪，強奸罪，合同詐騙罪，貪污罪等17項罪名在此受審。如果主要罪名成立，最高可獲判死刑。
桑粵春在法庭上被打回原形，由一個“民營企業家”，還原為“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由一個全國人大代表，還原為“黑老大”。
不過，其間角色身份轉換之玄妙，并不能從此次“不公開審理”中獲得答案。
“黑老大”的“紅帽子”
1998年，桑粵春當選為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時，民營企業家從政參政的氣氛，尚未達到十六大之后那樣的溫度。因此，在當年大半由官員組成的長春市21名全國人大代表陣容中，桑粵春無疑是引人矚目的。
全國人大代表的稱號，并不僅僅意味著政治責任，也意味著政治榮譽。
桑粵春，正站在政治生涯的顛峰，但此時的他已非清白之身。當然這是在事后才被揭出。
第一，桑是以民營企業家的身份當上全國人大代表的。但事后檢方調查證明，他從來就不是一個民營企業家，而是國企的管理者。他名下數億資產，也是通過侵吞、占用、騙取國有資產或國有銀行貸款而來的。而這種巧取豪奪，始于90年代中期。
第二，檢方指控，桑粵春“以經營公司起家，用非法手段大肆聚斂錢財，逐步形成以桑粵春為組織者、領導者，以桑氏家族為核心……的黑社會性質組織”。而桑的犯罪生涯，至少可追溯到1994年。
起訴書中列舉的與桑粵春直接有關的約24項犯罪事實中，至少有8項發生于1998年及以前。其中既包括騙貸、虛報注冊資本等經濟犯罪，也包括非法儲存槍支、彈藥，故意傷害、強奸等刑事犯罪。1998年，就在第一次出席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后不久，在其經營的酒店的一個包房內，桑還強奸了一名女服務員。
這樣一個人何以當上了全國人大代表？外界對此已不可考。吉林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李曉平主任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關于桑當選的程序和問題都已經查清，但是要等到將來合適的機會對外披露。
但可以肯定，1998年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對于桑粵春來說是一個人生轉折點。
“原罪”
1998年，桑粵春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時的身份是民營企業家。而到2004年被檢方起訴時，他的身份卻被還原為“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而在當初由國企到民企的偷梁換柱中，桑“利用職務之便，非法侵吞國有財物”，“制造”出吉林省最大的民營企業。
的確有資料顯示，桑父80年代初期曾辦過一個飯莊和一家油脂化工廠。但現在看來，這并不能被視為桑粵春家族巨額財富的主要來源。
原長春市構件廠的職工在接受本刊采訪時介紹，桑的父親是中國科學院長春光機所后勤處處長，其母在光機所打過零工。桑小時家境不好，父親每月87.5元的工資要養活爺爺、奶奶、妻子和四個兒女。為此，家里將最小的兒子桑粵安送了別人，直到后來桑粵安在報紙上看到關于桑粵春的報道后找了回來，做了吉港董事局的副主席(后同案被起訴)。
1986年，為了解決職工家屬就業問題，光機所成立預制構件廠。據首任廠長回憶，24歲的桑粵春進廠做了他的司機，那時“表現不錯，能吃苦，還聽話”。1987年桑被提拔為新廠長。
1993年，工廠被桑下令停產。到1996年為止，構件廠100多名職工全部被放假回家。
該廠老職工申大媽說，從1996年開始，桑將工廠的場地出租，2000年以1000萬人民幣的價格將構件廠出售給一家房地產商。
申大媽說，這筆錢職工沒拿到一分，全部被桑獨占。而在后來司法部門的調查中，桑堅稱當初構件廠是承包，而司法部門無法查清其中是否有桑的自有資本，因此未就此起訴。
桑粵春的第二步，是在1992年接手了原人事部某下屬部門主管的一家國有企業——吉港工貿公司，并將它在1997年發展成為吉港集團。
1997年，是桑粵春事業的一個重要節點。吉港集團兼并了國有軍工企業長春宇光電子廠。
這樁由當地政府撮合的交易被定義為民營企業“零兼并”國有企業。宇光廠職工張寶君仍然記得，6月2日兼并那天，“吉林電視臺做了直播，省市領導到場祝賀”。但在這一過程中，吉港原本的“國有性質”被忽略，進而被淡忘了。桑變身為“民營企業家”。
但桑并沒有為宇光帶來所許諾的VCD項目。他看中的并不是廠，而是地。他很快將宇光的1473名員工裁減了四成，然后在這塊位于長春市著名風景區南湖邊的地皮上，蓋起了高檔住宅“吉港花園”。檢方認定，桑粵春以虛構借款，出資協議等方式，個人在其中侵吞資產1.24億元。
由構件廠，到吉港工貿，到兼并宇光廠，十年的三級跳，不僅造就了一個“長春市民營企業五十強之首”(2001年)、“全國民營企業500強第59位”的吉港集團，而且造就了一個號稱擁資10億的“吉林十大民營企業家”。
但這樣一段民營企業輝煌成長史，卻在后來被司法部門揭出是對國有財產的侵吞史。
事實上，拋開構建廠爭議不論，在宇光被吉港“零兼并”24天后的職工代表大會上，即有70%的宇光廠職工代表認定吉港存在欺詐性兼并，致國有資產流失，要求吉港退出宇光。
桑粵春財產的另一個來源是銀行。檢方證明，從1995年起，桑粵春以虛報注冊資本、騙取貸款、非法占用貸款等方式，從銀行等國有機構套取數千萬元資金。而這正是桑粵春得以迅速聚斂資產的主要手段。
據媒體報道，專案組以2003年4月30日為基準日，對吉港集團資產進行了核定。吉港總資產為5.4億，負債4.2億，凈資產1.2億(不包括宇光廠資產)。
這筆財產歸誰所有呢？經專案組審查認定，注冊為國有性質的吉港工貿公司，桑沒有證據證明其投入過一分錢，吉港最初的經營資金完全是靠虛假合資，用設備從銀行抵押而來的貸款。這也是吉港最終被界定為國有性質的主要法律依據。
而在這國有資產被乾坤大挪移的過程中，很難說桑粵春已做得天衣無縫，足以瞞天過海。
從1997年開始，構件廠和宇光廠的職工就開始不停上訪。但他們的舉報一直未獲實質性回應，相反多名上訪職工被桑指使手下數次打傷。其中2002年5月，桑命令幾十名“打手”(檢方語)對付上百名職工，打傷4人，造成交通堵塞3小時，驚動了國務院領導批示查辦。但桑報稱這是出租車司機與上訪職工發生沖突所致，“欺騙省、市及有關領導”。
桑粵春不僅在上訪事件上“欺騙領導”，還在貸款上欺騙銀行，在納稅上欺騙稅務部門(檢方稱，桑的“長春市民營企業納稅大戶”榮譽，是自己偽造納稅憑證獲得)。起訴書還說，桑粵春“為抬高身價，通過新聞媒體大肆渲染，編造其企業經濟實力雄厚，不擇手段謀取政治榮譽”，“騙取了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
人大代表的權與利
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在桑粵春的政商生涯中，是至為關鍵的一步。“在保留原有保護傘的同時，自己開始為自己打傘”，起訴書說，“使吉港集團成為正常社會秩序下無法約束的真空地帶”。
“桑粵春有什么資格當全國人大代表！”在長春，經常聽到這樣的議論。當年光機所的一位主要領導也是九屆全國人大代表，2001年開會后對同事說：“和桑一起當代表、一起討論問題，真是種恥辱。”
1998年桑參加了他當選后的第一次會議。據另外一位代表回憶，桑帶著自己的保鏢前來，很快便和會務組工作人員“打得火熱”，為此享受到不少特殊優待。適逢“三八”婦女節，桑花錢買了禮物送給吉林來的女代表。第二年的會議期間，他給各位領導每人買了一雙布鞋。
在4年代表生涯期間，桑粵春惟一被媒體廣泛報道的活動，是2001年包括他在內的30名人大代表聯名提議制定《民營企業法》。
但在休會期間，他以人大代表身份進行的活動要“活躍”得多。
自當選人大代表之后，桑粵春的事業有了新的飛躍，吉港迅速成為擁有48間子公司的大集團。
與此同時，在短短4年內，桑粵春犯下了被控的24樁犯罪事件中的余下16宗。其中多數仍然是利用騙取貸款和政府資金，虛報注冊資本，故意占用他人資金等手段，“大肆騙取、侵吞國有財產和他人財產”。不過，有了人大代表的頭銜，其“騙取、侵吞”的頻率和金額也大大提升了。
一位熟悉案情的人士分析說，桑粵春發達主要依靠兩個渠道，一個是有關領導“開綠燈”，給桑提供不少有利政策和扶持。二是銀行貸款。“銀行先后給了桑很多貸款，其中管理人員有共犯，互相勾結”。
人大代表的光環不僅為桑提供了經濟上的特殊便利，還似乎意味著其他一些特權。
自此之后，桑的自我保護和擴張不再單靠槍和暴力——起訴書說，桑粵春準備了獵槍、氣槍、左輪手槍和制式軍用槍支等作案工具，以長春吉港集團公司為據點，稱霸一方，欺壓殘害群眾——也依靠異于常人的特殊政治身份。“一經需要，桑粵春就會以全國人大代表身份提出‘議案’和向有關部門監督，為其組織違法犯罪活動提供非法保護”。
起訴書中特地詳述了一個例子：2002年2月19日，桑乘坐的班機因機械故障在大連備降，桑由此毆打機場人員。他拿出人大代表證說：“我就打人了，你們敢把我怎么樣？”事后，桑粵春還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提出了議案，國家民航總局專門組成調查組調查，并向桑進行了答復，否定了桑的議案。
桑的人大代表證還有更大的用途。2002年春，桑粵春在獲悉吉林警方成立專案組對其立案偵查后，也在公司內部成立“工作組”，“有組織進行對抗”。他向省市領導寫控告信，并以全國人大表的名義發送《緊急呼吁書》、《意見書》等，“給公安機關的偵查工作制造障礙”。
這大概是“全國人大代表”頭銜在桑粵春身上最后一次發揮作用。這一年的10月22日，他被刑事拘留。6天后他被終止全國人大代表資格。
誰將桑粵春送上人大殿堂
桑粵春何以通過層層嚴格的組織程序和選舉程序，“騙取”了全國人大代表身份？這還是一個謎。
記者向吉林省和長春市兩級人大和組織部門，以及一些曾參與選舉九屆全國人大代表的吉林省人大代表詢問，均未獲確切答復。
長春市委組織部市職干部處李干事對本刊介紹說，關于桑當選的事情，省、市紀檢委2002年來調查過三四次，2003年也查過。
據長春市人大常委會的一個干部介紹，桑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的途徑為：長春市委組織部提名，經吉林省委組織部審核，最后由省人大代表會議選舉產生。桑留給人的最深印象，是“還能積極參加各種公眾活動，捐錢捐物救災的熱情較高”。
人們印象中的“捐錢捐物”也曾被當地媒體夸大。據構件廠老廠長回憶說，1997年全國水災，恰好桑用來做裝潢的鐵面板被水淹了，這種板被水一泡就不好用，于是，桑就捐了出去。后來，吉林電視臺報道說，桑捐了36萬元，不久后變成200萬，再后來變成了500萬。
顯然，單靠這些慈善舉動，并不能為桑粵春換來全國人大代表的頭銜。雖然對于其間的具體關節，外界難窺堂奧，但桑粵春背后存在一個頗有實力的保護傘，卻是為起訴書所認可的事實。
“桑粵春為了使其黑社會性質的組織能夠立足和做大，不斷利用錢權交易，色權交易等手段拉攏腐蝕個別黨政、司法機關領導干部，以尋求保護。”
“為編織關系網，其組織內部分工明確，桑粵春負責正面接觸領導，桑粵萍(桑粵春之姐，吉港集團董事局副主席)負責與領導家屬及子女接觸，桑粵東(桑粵春之兄，吉港集團董事局主席)負責溝通金融系統的關系，劉鵬舉(吉港集團總裁)、楊凱峰(吉港集團法律事務中心主任)等人負責與一些領導干部的秘書及公檢法司等部門的中層領導接觸……”
“桑粵春所經營的天禾府酒店，實際上是用于編織關系網的‘招待所’，招待費用全部由吉港集團報銷”。“為編織關系網，拉攏腐蝕領導干部及安排關系人和自己需要，指使……組織數名婦女在該酒店進行異性陪侍和賣淫活動”。
而據知情人士透露，吉港花園蓋好后，很多套房子都是送出去的，在查賬時發現，在吉港擁有住房的領導干部幾乎都沒有付錢。
在起訴書中也看出，長春市公安局戶籍處副處長宋偉光(已經判刑)曾目睹并幫助桑毆斗、持槍追人，長春市公安局朝陽分局副局長龐威曾縱容桑虛報假案、做假證并強行索錢等等。
但是，這個層級的官員，顯然不足以把桑粵春送進全國人大的殿堂。“背后還有高人。”多名長春當地人士對《中國新聞周刊》說。1998年兩會期間，桑曾得意地對同住的人說：“領導干部都是我哥們兒，好使。”
稿件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劉英麗(發自長春)
責任編輯:趙振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