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的頻繁變動是導致中國上世紀80年代生育率波動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生育率的下降是以人口老齡化、出生性別比失調等為代價的。如果這種代價過于沉重，超過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那么，政策的調整就是必須的。
近日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政策法規司司長于學軍在一個場
合做了“一個家庭兩個孩子的政策更合適”的表示。于學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現在還沒有出臺這樣的政策。”他說，“我們現在正在做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的課題，待結果出來后我們會向中央提出建議。”
當記者就國家是否有“二胎”政策松動的跡象采訪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鄔滄萍時，他表示：“這是于學軍作為個人意見來談的。”
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趙白鴿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有關方面正在進行人口中長期發展戰略的研究，為政府決定政策提供“科學依據”。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一定會根據整個社會經濟情況的改變而改變”。
“二胎”呼聲漸高
據悉，我國上世紀80年代初推行的“一胎化”政策最初是依據到2000年把我國的人口控制在12億以內這一目標而制定的，由于種種原因，使得12億以內的目標難以實現，其后把人口控制目標修改為12億左右，現在則變成13億以內。
“但是現在的社會形勢和經濟形勢都發生了變化，計劃生育政策就要相應地做出調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指出。
據了解，一個專家小組向政府提議，最終廢除大多數家庭只生一個孩子的嚴格限制，轉而實施可以生兩個孩子的寬松政策，一些社會學家今年初向國務院和國家人口與計生委遞交的提議也呼吁最終允許所有婦女生育二胎。
鄔滄萍介紹說，上海在今年4月15日放寬了生育政策，對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就進行了微調，取消了原《上海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中允許生育第二個孩子的夫妻應當有四年生育間隔的規定。
據記者了解，政府在今年年初任命了一個各部委工作小組，由三位高級官員牽頭，250多位專家組成，專門研究人口增長趨勢以及對經濟的潛在影響。這個研究小組將研究人口數量、素質、老齡化、性別比例等各種人口問題。
國策落伍？
人口老齡化給中國政府正帶來日益沉重的負擔。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副主任兼經濟師左學金分析指出，已經在為退休生活大筆儲蓄的中國人很可能會繼續增加儲蓄并減少支出，這種趨勢會導致整體經濟投資和消費支出不足。
“各級地方政府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時，有時難免過于強硬，從高額罰款到強制墮胎動用種種懲罰手段。也有的基層官員濫用職權，利用計劃生育相關的罰款來斂財。這也是促使政府考慮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的另一個原因。這些做法長期以來一直使中國的生育政策成為國際輿論的焦點。”河南省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室的一位專家私下對記者說。
我國著名人口經濟學專家、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教授陳友華日前在《人口與經濟》上發表論文指出，生育政策的頻繁變動是導致中國上世紀80年代生育率波動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生育率的下降是以人口老齡化、出生性別比失調等為代價的。如果這種代價過于沉重，超過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那么，政策的調整就是必須的。
關注“過渡方案”
20多年計劃生育政策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一個僅僅執行了20年的政策，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人數千年來形成的生育觀念。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周皓認為，目前中國民眾的生育意愿同政策導向之間仍然有相當大的差異，目前較低的生育率水平是在計劃生育政策的約束下產生的，而并不是人們生育意愿的真實表現。在執行計劃生育多年后，人們的生育勢能實際上增大了，使得中國存在不少潛在生育人口。他們的生育意愿由于現實條件有限而潛藏起來，但一旦機會適宜，生育意愿變成實踐，生育率就會反彈。雖然潛在生育人口大部分目前處于生產力欠發達的農村，但據調查，在城市中，高收入人群中潛在生育人口不容忽視。
專家指出，城市地區生活水平提高、大批民工進入城市等因素削弱了人們對大家庭的期望。高昂的子女成本撫養費、父母追求個人事業發展的愿望、更好享受閑暇生活等種種原因，使許多夫婦都放棄生育。
“我們必須設計出一套過渡方案，這樣就不會導致人口猛增。”左學金說，“整個社會都將從生育政策的調整中受益。”
為此有專家建議：從2010年開始，允許35歲及以上婦女生育二胎，此后每年降低一歲。
據于學軍介紹，中國正在進行的大規模的“中國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計劃，以提供準確的人口基礎數據、勾畫中長期人口發展藍圖、提出人口發展的戰略措施和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策建議。趙白鴿指出：“開展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在中國尚屬首次。在今后的工作當中，我們將會把人口的全面發展問題作為主要思考方向，中國人口發展戰略的指標將從反映人口數量增長的指標，擴充到反映人口健康素質、人口文化素質、人口生活質量、人們享有的社會基本公共服務的綜合指標。”(作者：陳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