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高校人去樓空 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批轉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關于大專院校畢業生分配工作的報告》。中央在批轉這份報告時要求：對大、中、小學一切已到畢業期限的學生，一律作出適當安排。
實際上，在毛澤東決定
復課后，全國的各高校基本上沒有再上過什么文化課。停課后外出搞串連的學生返回學校不久，即按照“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基層”的要求，陸續分配到基層。學生一走，各高校頓時人去樓空，這時，一些部隊、機關開始以“借用”、“戰備需要”的名義，進駐高校，許多高校成了兵營。 毛澤東了解到這一情況后，很不滿意。按他的想法，中國是一定要搞“教育革命”的，但搞“教育革命”不是不要辦大學了，而是要按照新的思路去辦大學。這個新的思路是什么呢？他自己在摸索，同時也要求下面的干部進行試點，搞出經驗來。
上海機床廠的“經驗”
正在這時，上海機床廠搞了一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經驗。對此，上海市方面還寫了一個調查報告。毛澤東看了這個調查報告后，認為這個調查報告正合他的心意。毛澤東把上海機床廠的這個經驗與他分配“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專院校畢業生的原則結合起來。于是，他要《人民日報》發表了這份調查報告。
發表前，毛澤東還親自寫了一段話作為編者按。這段話是：“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招生方針的出臺
1969年3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駐復旦大學工人、解放軍宣傳隊的文章《我們主張徹底革命》，由此在《人民日報》上展開了對“社會主義大學應當如何辦”問題的討論。討論中，這樣那樣的意見都有，只有駐遼寧大學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寫的《在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中進行革命》一文，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這篇文章提出：學校應以階級斗爭為主課；工人階級要永遠領導學校；以三大革命斗爭實踐為課堂；學生要從工廠、農村和部隊復員轉業的人員中選送。
這篇文章中所闡述的觀點，正合乎毛澤東的思路。毛澤東要求各地方教育部門領導，各高校的臨時領導班子，駐各高校的工人、解放軍宣傳隊，注意學習這篇文章。1970年6月，中央在集中大學意見的基礎上，基本形成了今后恢復辦大學的方針。這個方針就是：恢復開辦的大專院校，學制要縮短，要從工農兵中選拔、推薦學生。6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轉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于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把這一方針推向全國。中央在批轉這一文件時規定：今后高校辦學的學制為兩至三年，課程分為三大塊：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業務課；以備戰為內容的軍事體育課。同時，各學科的學生都要參加生產勞動。
這個方針在向全國推廣的過程中，又吸收了一些新經驗和新意見，最后由中央把這一方針確定下來。10月15日，國務院通知全國各地高校，1970年的招生工作，按照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做法進行。
從此，全國各地高校開始普遍招收工農兵學員，各高校進入了一個由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舊大學”的時期。這一時期持續了七年時間。在這七年時間里，中國的高等學校總算是恢復起來了，中國人才增長的鏈條總算沒有斷。這一點，在十年動亂中，算是難能可貴的。李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