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工商局“百縣萬企”專題調查課題組一份題為《從浙企外遷看我省個私民營企業生態環境》的調研報告使浙江的民營企業外遷現象再度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這份報告顯示，目前浙江省共有3058家民營企業外遷(僅指企業遷出省外，不含全省范圍內的企業遷移和個人在省外經商創業)，其中整體外遷488家，總
部遷移2488家。共有4207家企業在省外投資，其中投資設立生產型企業1675家，投資設立營銷機構1964家。全省外遷企業對外投資總額226．3億元，外遷企業在省外創造的總產值達453．5億元，上繳稅收25．1億元，分別占全省個私經濟總產值的6．1％和稅收總額的12．8％。
抽樣調查顯示，外遷企業中，在浙公司(或原在浙公司)注冊資本5000萬元以下的中小企業有1477家，占89．5％。
外遷的高潮發生在2000年以后，據對遷入上海市的210家企業抽樣調查，最近兩三年遷入的企業就占了60％以上。另據永康市有關部門統計，1999年該市共有58家企業外遷外投，到去年底增加到600余家，外遷企業連年翻番。
有人感慨：浙江的民營企業不僅是孔雀東南飛，連麻雀也東南飛了。
商務成本太高逼走企業
“企業會用腳對環境進行投票。環境不好了，企業會拔腿就走。”在8月26日的杭州市工業興市大會上，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王國平這樣說。
浙江省工商局的調研顯示，部分民營企業“用腳投票”的主要原因是商務成本太高。主要表現在地價昂貴、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勞動力成本高三個方面。
其中，土地是企業運營的最大宗商務成本，也是調研中反映最激烈的問題。
抽樣調查顯示，40．5％的企業認為浙江省企業用地價格過高，58．7％的企業認為難以得到用地指標。在溫州市工業園，其工業用地價格已達40萬元／畝，市區的商業用地曾拍賣出1120萬元／畝的高價。在地價方面，上海、江蘇占有明顯優勢，上海市青浦區的土地出讓價格每畝僅2萬元，浦東、昆山工業用地的價格均在8萬元／畝。江西省的有些縣，投資達到1000萬元以上的土地可以免費。
近日，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在浙江省樂清市采訪時，樂清經濟開發區管委會主任陳華祿告訴記者，截止到今年7月底，報名要求落戶開發區新區的企業達680家，用地規模達到3．2萬畝，但是新區已經批準的用地面積只有6000余畝，用地矛盾非常突出。
“大量民營企業生產用地無門，不得不望而止步，另辟新徑。這是造成大量企業外遷的直接原因。”《從浙企外遷看我省個私民營企業生態環境》這樣描述。
蘇州市尼泊林木業有限公司是湖州市南潯區一家整體外遷江蘇省吳江市的企業。該企業在南潯為征地花費了4個多月的時間，卻一直未果。而外遷到毗鄰的吳江市之后，當地政府指派專人為其代辦建設用地的相關手續。
民建杭州市委會常務副主委毛偉志對記者說：民建在對一些外遷企業進行調研時有一個感受，就是很多中小企業對生存環境非常敏感，反應也十分迅速，一旦本地的環境不適合其生存，則很快會轉向其他地方。
空間擁擠： 小企業成了“快淹死的魚”
區域塊狀經濟是浙江經濟的一大特色和優勢，也是該省經濟的活力所在。小五金、小百貨、領帶、童裝、打火機……在浙江僅有的1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誕生了數以萬計的“浙江制造”的產品。但是浙江塊狀經濟行業過度擁擠、無序競爭激烈的矛盾也日益凸現。
一家外遷企業的老板對浙江省工商局課題組成員表示：“企業的生長空間如同一只金魚缸，魚多氧氣則少，金魚的存活率就低。浙江省個私民營企業行業發展漸趨飽和，同一片天空，同一個行業，企業數量越來越多，生存難度日益增強。行業競爭過于激烈，行業生長空間擁擠，是不少企業外遷的重要因素。”
據溫州市有關方面統計，目前該市從事皮革行業的企業達4000多家，有一定生產規模的超過1000家，也顯得非常擁擠。著名的皮革生產企業——紅蜻蜓集團，目前已經在上海投資從事商務貿易行業，著手介入大型超市，其轉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行業過度擁擠。
據對湖州市織里鎮童裝行業的調查，近年來，由于同行業經營戶多、產品換代快，使童裝行業間的競爭日趨激烈，有的小規模企業不得不退出市場競爭；有的企業因產品積壓嚴重，無法正常運轉而改行。據統計，今年上半年以來，該鎮從事童裝制造加工的個體工商戶已注銷了300多戶。去年下半年至今，該鎮共有20多家童裝企業辦理了注銷手續，湖州織里衡通達制衣有限公司等多家企業紛紛改行向面料沙洗、餐飲業發展。
名譽縣長的誘惑
曾擔任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馬津龍教授被稱為溫州民營經濟的“守護神”。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說：企業外遷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一些企業雖然具備了相當的規模，但是由于溫州本地上規模的企業實在太多了，他們很難在本地“出人頭地”，但是一旦到外地投資，則往往被奉為上賓，一些老板還在當地被授予“名譽市長”、“名譽縣長”等頭銜。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從去年以來，山東省平原縣已經先后聘請了威力打火機有限公司董事長徐勇水和惠特鞋業公司董事長項進康等四位溫州民營企業老板擔任該縣的“名譽縣長”。
浙江省工商局把這種現象歸結為：“做兒子不如做女婿”，“做存量不如當增量”。
許多遷入江蘇的企業說，浙江企業在浙江本土，當然是個兒子，一旦到了江蘇，人家就當成上門女婿，寶貝得很，“做兒子一輩子”不如“做女婿一陣子”。許多不起眼的浙江企業家在當地默默無聞，遷到江蘇后都受到禮遇，當地領導還經常與企業聯系，聽取意見，征詢發展要求，使遷入的企業產生“主人翁”之感。
浙江的民營企業在本省，自然屬于經濟“存量”，其政治待遇、社會地位、政策享受與其他所有企業一樣，沒有任何優先的特殊待遇。而遷到省外以后，就成為當地經濟的“增量”。這些企業遷入后，直接受益的是當地財政收入，因而當地政府十分重視，無論是稅收減免、土地征用、銀行貸款、政治生活待遇，甚至子女入學都能享受“貴賓”待遇。同樣的企業，在本省和外省得到的待遇有天壤之別。
許多外遷企業的老板都直言不諱地說：寧做雞頭不做鳳尾，寧做增量不當存量。我們同樣地納稅，同樣地貢獻國家，在江蘇、上海明顯感覺居于優勢。企業不但能擁有更多的優惠政策，而且花同樣的錢能夠獲得更加快速的發展，何樂而不為！
責任編輯：孫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