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世界各國各地區低得可憐的職工入會率相比，中國工會的職工入會率無疑是比較高的。但我們決不能滿足，因為就全國而言，尚有一億多職工游離于工會組織之外；就廣東而言，還有約600萬職工沒有成為工會會員。為什么還有那么多的職工沒有被吸收到工會中來？以下兩種情況不容忽視：
１、“釘子戶”不執行《
工會法》。這種情況可以美國的跨國公司沃爾瑪為代表。該公司進入中國多年，影響也甚大，但就是不肯依照中國《工會法》建立工會，其理由是“我們公司在美國也沒有建立工會的慣例”。你在美國建不建立工會，應該按美國法律處理。到了中國投資，大把地賺了中國人的錢，卻不肯按照中國的法律辦，這就怎么也說不過去了。中國的工會工作者，秉承中國人的耐心與客氣，已經不厭其煩地向沃爾瑪公司的管理層做工作、搞宣傳，但總是被沃爾瑪公司的“拖”字訣拖得沒了脾氣。長此下去，絕對不行。
２、因經費問題而不愿建會。有不少企業至今未建立工會，是他們研究了《工會法》及《中國工會章程》等之后，對于撥繳工會經費頗有微辭，特別是那些職工人數較多的企業，一旦建立工會，就要按月向工會撥繳職工工資總額百分之二的經費，對這一支出，這些企業十分“計較”，認為與國際慣例不符，于是對建立工會就采取“拖延”戰術，“推諉”策略，不是說要請示總部，就是說現時很忙過一段再說。一家著名的港資玩具廠商在內地投資多年，注冊地在北京，大部分生產企業在廣東，職工有數萬人之多，至今不愿建立工會，其一名高層管理人員在與地方工會負責人交換意見時說漏了嘴，“建了工會要交那么多經費‘老細’說不合算”。其實此種想法成為非公企業組建工會的障礙，并不鮮見。怎樣做好宣傳工作，怎樣做好職工的動員工作，使《工會法》有關規定盡快在這些企業得到落實，是當前貫徹實施《工會法》的一個重要問題。
對于這個問題，筆者認為，應當把原則性與靈活性結合起來。所謂原則性，就是按《工會法》的規定按照職工意愿建立工會，建了工會就要按規定撥繳工會經費，不能退讓，不能含糊；所謂靈活性，就是承認足額撥繳經費需要一個過程，在建立工會初期，可以靈活變通，然后通過不懈努力達到足額撥繳。這也許是在這個問題上貫徹實施《工會法》的最現實的態度與做法。
新聞背景：參加和組織工會，是《憲法》和《工會法》賦予職工的神圣權利。但現實中，這一權利的落實之路卻漫長曲折。
以名列世界500強第一位的沃爾瑪零售業為例，自1996年進入我國以來，沃爾瑪目前已在18個城市開辦了37家商場，員工總數約1.9萬人，但迄今沒有一家商場建立工會組織。對于各地工會應依法在企業建工會的宣講，沃爾瑪以“沃爾瑪在全球都沒有組建工會的慣例”等種種理由軟拖硬泡。外資企業應遵守所在國的法律法規辦企業是國際慣例，沃爾瑪應當按照《工會法》的規定支持在企業建立工會。在我國目前就業壓力比較突出、勞動者處于明顯弱勢地位的現實背景下，職工往往不敢明白直接地提出自愿組織、加入工會的要求，企業一旦表現對建會的反感并抵制建會，職工的建會意愿就得不到有效的表達。因此，既然參加和組織工會是我國法律賦予職工的權利，企業就有義務支持。當然，像沃爾瑪這樣多年公開抵制建會、拖延建會的畢竟是少數，但由此可見在企業建工會、落實職工參加和組織工會權利道路之艱辛。
（孔祥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