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充分做好戰爭準備，才有可能延緩或避免戰爭，從而爭取更長的和平建設時間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程瑛、賈葭/北京報道
7月24日上午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l5次集體學習，選擇了一個足夠撥動各方神經的主題：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
主持這次學習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
濤，將正確認識和處理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的關系，稱為“一個帶有全局性的重大問題”。他強調“在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的同時，必須切實加強國防建設”，使二者“相互促進”。
“富國”與“強兵”，100多年來,便是令中華民族魂牽夢繞的主題。人們還記得:中共十六大報告首次出現了這樣的表述:“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方針，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
這一次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更是明確而強烈地發出了信號。
人們還記得,20年前,鄧小平作出了一個直抵今天的預言:“四化總得有先有后。軍隊裝備真正現代化,只有國民經濟建立了比較好的基礎才有可能。我看,到本世紀末我們肯定會超過翻兩番的目標,到那個時候我們經濟力量強了,就可以拿出比較多的錢來更新裝備。”
2003年,中國GDP達到116694億元，人均GDP首次超過1000美元,外匯儲備達到4033億美元。20年前的預言,已是今日的現實。
不同尋常的“學習會”
這次集體學習的主講者之一是66歲的現役中將郭桂蓉。郭是解放軍總裝備部科技委員會的常務副主任,這個委員會主要負責軍事裝備建設的宏觀決策、論證與管理。郭是軍內著名的通信與電子系統專家,曾在前蘇聯學習,在雷達系統、信號處理及目標識別、模糊信息處理等領域成果豐厚。
另一主講者，64歲的國防科工委專家咨詢委員會欒恩杰研究員，兩個多月前剛剛卸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國家航天局局長,他曾任“神舟”五號載人航天工程副總指揮、繞月探測工程總指揮。
外界注意到，胡錦濤在這次集體學習講話時,談到對國際局勢的判斷,一連用了四個“和平”,表現出強烈的期許。同時，他也強調“始終把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堅決維護國家的根本利益，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胡錦濤這樣闡述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協調關系:經濟建設是國防建設的基本依托,經濟建設搞不上去,國防建設就無從談起。國防實力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防建設搞不上去,經濟建設的安全環境就難以保障。他表示,要“形成全黨全國關心國防、支持國防、建設國防的濃厚氛圍”。
就在集體學習的當日,新華社發布消息,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簽署命令,頒布施行《中國人民解放軍合成軍隊戰斗裝備保障條令》。這是解放軍第一部適應未來信息化條件下合同作戰、全面規范合成軍隊戰斗裝備保障行動的軍事法規。
與本次集體學習可以互見的是:2003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第5次集體學習,主題為“世界新軍事變革的發展態勢”,提出借鑒世界新軍事變革的經驗,抓住機遇,在國家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的基礎上,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跨越式發展;2004年2月,中央政治局第10次集體學習,關注“世界格局和我國的安全環境”,強調以寬廣的眼界觀察世界、分析形勢,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國際競爭帶來的嚴峻挑戰，清醒地看到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風險，牢牢把握中國發展的主動權。
“能戰方能言和”
中國國防預算總額首度超過2000億元人民幣，成為今年年初備受關注的新聞。在3月間的“兩會”上,財政部長金人慶在向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作預算報告時說,2004年中國擬增加國防支出218.3億元,比上年增長11.6%。
數據顯示，2003年中國國防預算總額比前一年增加9.6%,而2001年和2002年則各比前一年增加17.7%和17.6%。
但是,這種“溫和增長”卻引發了海外強烈反應。消息公布的24小時內,美聯、路透、法新三大通訊社播發的相關稿件就超過百條,美國、日本以及中國臺灣地區的媒體甚至指此舉“給地區安全與和平帶來不穩定因素”。
事實上,中國的國防預算占GDP的比重不到2%,低于全球平均值2.5%。相對于美國4887億美元、日本422億美元國防預算,差距相當明顯。
國防大學的國防經濟專家全林遠，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國防建設投入變化曲線描述為兩頭高中間低的“馬鞍型”。他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說，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國防投入比例較高;隨著1978年中央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及軍事建設服從經濟發展思路敲定，80年代開始大幅下降;90年代初中期，江澤民開始強調兼顧富國與強兵，國防投入逐步回升，最近幾年提出軍隊要完成機械化和信息化的雙重歷史任務，投入上升幅度明顯。
“20年前中央決定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是出于對當時形勢的準確判斷,但同時,投入的減少也的確制約了國防特別是國防科研的發展。”全林遠說認為,這種大起大落的投入變動曲線,效益并不高。
顯然,相對于復雜形勢對國防建設的需求而言,中國國防的安全供給能力已顯得不太適應。近年來,改“忍耐”為“補償”的呼聲持續高漲,人們認為有必要也有可能搭乘經濟建設的快車，實現軍隊的跨越式發展。
中央的判斷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軍事技術形態出現又一輪“時代差”，歷史上西方列強以洋槍洋炮對亞非拉國家的大刀長矛的軍事技術優勢，正在轉變為發達國家以信息化軍事對發展中國家的機械化半機械化軍事的新的軍事技術優勢。
全林遠認為，目前我軍在整體上仍處于機械化半機械化發展階段，如果不積極應對世界新軍事變革的機遇和挑戰，就會給國家安全造成極大隱患，“甚至可能導致比當年義和團用大刀長矛應對西方列強的洋槍洋炮還要慘烈的悲劇”。
這位曾赴美國、日本研究國防經濟的專家進一步分析說，提升國防建設投入的著眼點并不僅僅是軍事能力本身，而是旨在保障經濟建設持續穩定和社會全面發展。
他說，今天中國經濟建設的一個重要課題是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充分利用全球化配置的資源，實現國家的戰略利益。而這就給作為經濟建設保障力量的國防和軍隊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
他舉能源問題為例，去年中國石油進口量已達9000多萬噸，其中65%來自中東，運輸需要經過世界兩大戰略水道霍爾木茲海峽和馬六甲海峽。軍事力量能否在這些戰略要沖有效保障石油運輸暢通，對于國家的能源安全至關重要。
軍事專家羅援說，和平崛起意味著不以戰爭為手段來攫取財富，這就要求中國必須有遏制戰爭的能力，遏制戰爭比打贏戰爭需要有更強的戰略能力，因此需要更多的資金投入。
古語云，“能戰方能言和”，專家們認為，只有充分做好戰爭準備，才有可能延緩或避免戰爭，從而爭取更長的和平建設的時間。
解放軍西安政治學院軍事教研室副教授郭建軍稱，高新武器從研制、生產、試驗、裝備部隊到形成戰斗力一般需要10-15年的時間，周期很長。在國家經濟實力不斷增長的情況下，應盡可能滿足國防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盡早、盡快足額投入，確保急需的高新武器和“撒手锏”裝備的研制、生產加快進行，并逐步裝備部隊形成維護國家安全的戰斗力，以強大的國防實力和戰略威懾力震懾敵手。
歷史的軌跡
富國強兵戰略的背后，是執政者看待世界的眼光。
全林遠教授說，富國與強兵兩者之間的“協調”不存在一個固定不變的比例關系，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依賴于對國家安全形勢和未來演化趨勢的準確判斷。
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中央的判斷是“要打大仗”，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建設“大三線”、“小三線”，國家處于臨戰狀態，國防投入比重過高，影響了經濟發展。
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提出國防建設要“服從、服務于經濟建設”，這一方針確立的依據在于對當時形勢的分析判斷。
鄧小平認為,“我們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當時中國的戰略回旋空間較大，國家安全的現實威脅相對較小，又正值改革開放剛剛起步，必須把寶貴的資源集中用于經濟建設，使經濟得以迅速發展。
“今天的世界與20年前截然不同。”專家分析認為,冷戰結束后，中國周邊的地緣戰略環境仍相當復雜,不安全、不確定因素呈現出增加的趨勢,中國的安全形勢、制約因素、環境條件等都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戰爭的風險度顯著上升。
臺灣問題日益嚴峻緊迫，已成為對中國國家安全最嚴重、最現實的威脅。
美國作為世界上的惟一超級大國，其稱霸野心的惡性膨脹有增無減，它憑借經濟、科技、軍事優勢對中國實施遏制政策，嚴重干擾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進程。近年來，尤其令人關注的是，美國已開始逐漸將其軍事戰略重心從歐洲向亞太地區轉移，加強了軍事力量在亞太地區的前沿部署。
朝鮮半島核危機、南海主權爭端、恐怖主義勢力抬頭等等，都對中國國家安全形成了相當大的壓力。
同時，國內的改革開始攻堅戰，各種不穩定因素處于高發期，任何一個方面的動作都牽涉廣泛,富國與強兵如何協調，難度很大。
“發達國家都非常重視這個問題,美國、日本以及歐洲一些國家在處理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關系方面都比較成功，對我們觸動非常大。”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教授崔勝利說。
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以美國為代表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新軍事變革，也給中國調整軍事發展戰略帶來極大壓力。
在美國對伊拉克和南聯盟的打擊中，兩國電力系統、燃料系統、交通系統、重要工業系統等關系國計民生和戰爭潛力的重要經濟目標遭受打擊，幾十年經濟建設的主要成果毀于一旦，國家經濟嚴重倒退。
“這些以高技術信息化軍隊的優勢戰勝機械化、半機械化對手的戰例，給我國軍隊極大的刺激。”崔勝利說，“不過壓力大，啟發也大。”
不會卷入軍備競賽
對于此次集體學習強調國防建設與經濟發展的協調關系，海外有分析提出疑慮:美中兩國是否會展開新一輪軍備競賽？此間多位權威人士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表示，有前蘇聯的慘痛教訓，中國不會卷入軍備競賽陷阱，“協調發展”將體現更多新思路。
美蘇進行軍備競賽時,前蘇聯當時的經濟實力已接近美國的70%,而今天中國的經濟力量雖然增長迅猛,但總量仍然差距巨大。2004年的軍事預算,中國只相當于美國的1／20。
清華大學國際問題專家閻學通認為,新一代國家領導人對國家綜合國力的認識更加接近客觀實際,修正了過去“綜合國力就是經濟實力”的觀念,認為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是互動的。
“以前總認為有了錢就有了槍,現在則是有了錢還不行,還需要槍來保護和增值手上的錢。這符合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即經濟軍事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他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富國、強兵的確存在矛盾對立的一面,在資源量一定的條件下,國防投入會擠占經濟建設的投入;但二者在資源上并不僅僅是單一的此消彼長的關系,也有互為依托的一面,在一定條件下,國防建設能促進經濟建設。
全林遠教授對《瞭望東方周刊》說，實現兩者的協調發展，其實質就是盡量減少和降低兩者對立矛盾的方面，促進和強化兩者之間統一、互為依托的方面。
他認為,中國應樹立大國防觀,加強國防,不僅要把眼光盯在軍事方面,也要重視經濟、科技、文化、教育。冷戰后，綜合國力中經濟、科技因素上升，軍事力量因素下降，經濟實力作為綜合國力的核心，正日益成為一種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威懾力量。
他說,“只要把國防投入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之內,并且充分發揮國防建設對經濟建設的積極作用,國防建設就會對經濟發展起到重要的牽引和推動作用。”
由于國防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的安危存亡，因此最先進的科技成果往往率先產生和應用于軍事領域,而后向民用領域轉移,刺激高科技產業群的出現,推動民用高新技術的升級換代。美國在二戰后的發展即是極好例子。
中國的國防建設也是國民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從“兩彈一星”到“神舟”五號，軍事科技對于民用科技的帶動效益相當顯著。
專家指出，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策略調整，不是簡單的增量投入，而是強調投入的效益。國防投入要保持適度規模，防止大起大落。經驗證明，和平時期占GDP的3%—5%是合適的比例。
新中國成立以來國防建設與經濟發展策略的路徑
解放戰爭剛剛結束時，解放軍官兵曾大量復員，隨著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國防投入達到一個高峰。
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1958年中共八大召開,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發表,對于戰略環境的判斷發生改變,加之隨后而來的60年代初的3年困難，國防投入大幅度下降。
自1965年起,隨著美國擴大侵越戰爭、中蘇交惡,國家進入臨戰狀態,認為有大仗要打,國防投入持續上升,成為首要任務,這對于國民經濟影響很大,事后鄧小平的判斷是“對于戰爭危險的估計過于嚴重”。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1984年開始百萬大裁軍，鄧小平確定了“軍隊要忍耐”、“國防建設要服從、服務于經濟建設”的方針,國防投入大幅下降。
上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國家安全環境的變化,尤其是臺灣問題的日益突出，江澤民提出“兼顧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
21世紀初，中央提出迎接世界新軍事變革的挑戰。機械化和信息化成為國防建設的兩大歷史性任務。
2002年，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方針，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這是在黨的代表大會上，第一次明確地把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確立為黨領導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基本方針。
責任編輯:趙振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