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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衛軍將我們的專訪約在西單附近的北京中國會進行。這是一處幽靜、深邃的四合院。距我們約定的時間還差一分鐘，吳衛軍從容到來。
一個多小時的采訪中，他向我們講述自己的成長之路。作為金融服務領域的專家，吳衛軍見證了中國金融市場體系的改革和快速發展，他曾參與中國銀行香港的重組，并且是中國金
融體系改
革的積極推進者之一。或許是因為這些經歷，他看問題的眼光往往很“高”，言談話語并不局限于一己的成功和個人的感受，而是經常會提到“祖國的經濟發展”、“城市的未來規劃”、“金融機制的建立”、“社會的和諧發展”等字眼。
這讓我逐漸意識到，我自己或者大多數人對于“精英人物”的看法，或許應該拋開那些對于浮華的遐想，更多地看到他們作為社會中堅力量所擔負的責任。印象最深的是他講道：“我們這個年齡階段正好是年富力強的時候，可以做很多事情，專業方面要再求得進一步發展，社會公益事業要投入力量，家庭的責任要盡力承擔。”作為兩個孩子的父親，他說有一種感受他無法用語言概括，只能描述——當他早上坐車從東直門經過的時候，看見馬路上有一位媽媽騎著自行車帶小孩去上學，他的心頭會不由自主蕩漾起一種父愛的溫馨。
吳衛軍，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1989年自北京對外經貿大學研究生畢業，加入普華永道，1992年獲得ACCA（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會員資格。他先后在香港、上海、紐約、悉尼、北京的普華永道工作，在12年里經歷了從培訓生到會計師、經理、高級經理，到合伙人的成長。今年5月，他入選ACCA全球理事會，成為36名委員中第一位來自中國內地的人士。
穿白襪子的普華永道“學徒”
談起自己的成功歷程，吳衛軍把最初的起步歸于幸運。1989年底，剛剛來到中國的ACCA和普華永道（香港）公司向國家財政部提出一項計劃，雙方聯手為中國培養一批國際化的會計專業人才。當時，普華永道（香港）公司的一位合伙人在招聘時提出了三個簡單的條件：大學畢業；年齡不超過26歲；懂英語。機會垂青有準備的人，吳衛軍從選拔中脫穎而出，作為三名“種子選手”之一來到香港，一邊在普華永道當“學徒”，一邊備考ACCA。
“這位普華永道的合伙人在與財政部領導談話時提出，培養一個國際認可的會計師人才，需要12年到15年的時間。當時大家覺得不可思議。現在回想起來，我理解這位合伙人的意思是，在一個復雜的資本市場中，一個有自信的、一個能夠解決客戶比較復雜的商業問題和會計問題的、能夠在世界一流的董事會當中發揮一個獨立的審計師作用的會計人才，真的需要12年到15年的時間來培養。”
15年前的吳衛軍并沒有意識到，他已經幸運地站在一個國際專業人才的成長階梯上。“我穿著白襪子去香港，到最保守的會計師事務所上班。在那之前從沒有人告訴我什么是穿衣禮儀。是香港公司的合伙人教我，應該怎么穿衣服才會顯得自信、得體，把我從一個毛小子改造成為自信的會計師。”
以ACCA為起點，在會計這個專業領域里打磨了15年，有了15年的不斷學習和經驗累積，今天的吳衛軍已經能夠在世界一流的董事會里，自信地告訴客戶：你的財務缺陷在哪里？公司的關鍵績效指數如何與股東價值聯系起來？什么是良好的公司治理？這其間他擁有一段不尋常的專業發展歷程。
10年的國際“游牧”生涯
1992年，吳衛軍在香港考完ACCA的全部課程，取得了一塊會計師行業的“敲門磚”；他也結束了普華永道的三年學徒生涯，“出師”了。
很快，他被派往上海工作。當時普華永道在上海的公司一共只有7個人，吳衛軍在其中起到一種承上啟下的作用，帶領幾個新招的“學徒”。那兩年，正是國內金融業迅速發展時期，信托投資公司風起云涌般出現。“我們的合伙人看到，未來中國最缺的將是金融人才。同時，他預言，信托投資公司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監管的話，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包袱。我不明白，發展形勢大好的信托投資公司怎么會成為包袱呢？”
這位合伙人意識到吳衛軍需要進一步打開視野，于是精心為他安排了到國外金融市場歷練和學習的機會，吳衛軍因此來到紐約的普華永道。在華爾街，他把100%的時間都用來了解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市場運作和金融企業管理。兩年后，因為認識普華永道在澳大利亞的一個合伙人，他又前往悉尼工作了三年，進一步加深了對世界頂級銀行金融運作和資本市場規范了解。
“風箏”的選擇
從北京到香港，從香港到上海，從上海到紐約、悉尼，吳衛軍逐漸被打造成為一個具有國際化視野的高級專業人才。與此同時，因為每兩、三年換一個地方，他的家變成了“游牧家庭”。
“在國外，我們擁有了帶兩個停車位的房子，我太太喜歡這樣的生活。而我面臨著選擇：是繼續在別人的國家里過這樣一種生活，還是回到自己的國家里，體驗經濟建設過程中的種種希望抑或痛苦？”把他從上海送出國的那位合伙人，后來成為普華永道中國內地和香港地區的CEO，始終與吳衛軍保持著聯系，經常問他什么時候回來。“我飛了一大圈，卻始終圍繞祖國這個中心在轉，就像一只風箏，不管飛到哪里，線始終在國家發展的巨擎上。我的指導合伙人給了我一個目標，給了我一種歸宿感，一種使命。”
1999年，在一種力量和使命的感召下，吳衛軍回到香港。在那里，他參與了中銀香港的重組，國外多年所學的知識在香港的資本市場上得到了鍛煉。三年后，他從高級經理的位置晉升為一名合伙人。因為認識到更大的機會是在內地，所以去年10月，他毫不猶豫地又把家搬到了北京。
“在北京，投身于激動人心的國家經濟改革中，我充滿向往和激情。同時，也時刻知曉自己要進一步影響他人、回饋社會的責任，我更貼近祖國經濟發展的脈搏。”
他眼里的五個城市
浙江人吳衛軍像大多數南方人一樣，感受非常細膩，他對經過的每個城市都有難以磨滅的獨特印象。
香港：繁華燈火
1989年初到香港，我住在一個36樓的公寓里，晚上，興奮地從窗戶里看出去，外面是一個燈火輝煌的城市，非常繁華。香港的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對內地起到了示范作用。香港的經濟發展依賴一個良好的法制和金融基礎設施，這一點是我在專業成長過程中逐漸認識到的。
上海：好學的人們
1993年初，我在上海為一個合資藥廠做審計工作，每天搭公司班車到很遠的閔行區上班。我發現車上的每個人，從20多歲到50多歲，都拿著英語書在學。我覺得這個城市非常有潛力，因為它的人們很好學，有很強的知識更新和自我培養的愿望。上海后來發展成為一個比較有效率的經濟體系，印證了這一點。
紐約：財富的聚集和散去
華爾街其實是一條狹窄的、不起眼的街道，它的起點是一條河，終點是一個墳場，中間橫跨百老匯。讓人很容易產生聯想，因為河是生命和財富的象征，墳場則是生命的盡頭，百老匯象征著名利場，什么都可能發生。
我很不喜歡紐約，因為它很高傲，而且讓人很壓抑，但是我在那里學到很多東西。在華爾街，我看到了一年可以掙1000多萬美元的金融投資場所的交易員，也看到帶著小孩在寒冷的冬天清早在街邊賣花的新移民。從這當中我深刻感受到，財富的聚集有賴于金融機制的建立，金融體系的有效性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最根本的基礎。
離開華爾街的時候，我所認識的那個一年掙1000多萬美元的交易員，因為虧了銀行的一億多美元而受到調查。這又讓我對金錢的認識受到一種啟發和警示，財富必須在公平的原則下取得，在獲得財富的同時不能忘記對社會所負的責任。
悉尼：向往的生活
悉尼是一個非常悠閑的城市，注重生活質量，又很有工作效率。雖然不像紐約那樣大波大瀾，但資本市場的發展非常有深度，對國際會計制度的執行都走在世界前面。
北京：包容大氣
北京是全國的政治、經濟、金融、文化中心，相當于倫敦和東京，有很多機會，人才濟濟。但人們比較容易浮于談論，需要的是對工作更為嚴謹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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