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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6歲的天津老人崔慶云，1943年被抓到日本做了勞工，經歷3年地獄般的生活后回國。為了不能忘卻的屈辱，為了誓要討回的尊嚴，60年來崔慶云老人始終保存著當年日軍迫害中國勞工的有力罪證——“勞工證”。
新報訊
在本報對河北省88歲勞工吳廷顯對日索賠案的報道受到各界強烈關注的同時，另一個更受
矚目的勞工案件浮出水面。昨日，天津市首起勞工對日索賠訴訟案進入委托律師調查取證階段。
天津市勞工起訴日本政府的第一人是家住南開區(qū)的86歲老人崔慶云，他1943年被抓到日本做勞工，3年后回國，其間飽受摧殘和折磨。據代理律師介紹，該案是天津市勞工首次對日提出的索賠案。老人保存著60年前日本有關方面發(fā)給他的勞工證，是日軍迫害中國勞工的有力罪證，更是向日本政府索賠的最為有利的直接證據。代理律師和有關權威專家認為，這使得以往類似案件中關于直接證據的空白不復存在，幾乎可以說是“鐵證如山”，本案勝訴概率極大。
據本案代理人屈玉林、曹磊律師介紹，與崔慶云老人簽下委托協(xié)議后，他們已初步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索賠方案：組織力量對已有證據材料進行歸納、整理、固定，必要時將做公證，對缺陷的證據進行完善，此為第一步；二是對以前進行的相關訴訟做全面分析、歸納、比較和論證，充分吸收過去的經驗和教訓，使即將展開的訴訟有新的突破，而不是歷史的重復；三是針對中國勞工訴訟存在的“除斥期間”(訴訟時效)和“國家無答責”兩大訴訟壁壘，對包括《海牙公約》、《關于戰(zhàn)俘待遇的日內瓦公約》
在內相關公約和協(xié)定深入研究，使之更具針對性、說服力和公信力；四是同在這一方面有豐富經驗的法律人士和相關權威專家以及“全國律師協(xié)會民間對日索賠指導小組”等權威機構進行必要的溝通；五是選擇、確定合適的法院，并在此基礎上做出符合要求的訴狀。這些初步設想在實踐過程中可能要做適當的修改，但目的只有一個：充分維護中華民族尊嚴，維護勞工的合法權益。
“日本兵根本不把中國人當人”
忘帶“良民證”被擄日本
“我不愿提這件事，太難過了，太心酸了，日本兵根本不把中國人當人看待啊！”沉默許久，老人還是簡短地講述了當年的遭遇。
1943年，崔慶云與擺糖攤的老母親相依為命。“7月的一天，我去上貨，身上沒有帶‘良民證’，穿著也很破舊。在英法租界一個交口處被日偽軍看到，他們連打帶踹地把我轟上了一輛‘悶子車’，帶到塘沽一個臨建大棚里。一個月后，我和其他幾百名勞工被裝進一艘商船，經過八天八夜的顛簸送到日本。途中，病死、餓死、渴死的人都被扔到了海里。后來，我們上了火車來到日本靜岡縣，去搶修一處軍用機場。”
勞工生活豬狗不如
“勞工的生活豬狗不如，暗無天日。”崔慶云老人說，“穿的是麻袋片，吃的是山芋、豆面、土豆。冬天冷得厲害，大家就用洋灰袋子裹在身上抵擋嚴寒。餓得沒有辦法了，就什么都吃。還常遭日本軍警的毒打，被打死打殘的很多。”日本投降時，最初與崔慶云在一起的300多人只剩一半了。1945年冬，他與其他幸存勞工抱著死難者的骨灰從長崎乘美國軍艦回國。他說：“那時，我瘦得像一根竹竿。回來后見到老娘，兩人都哭成了淚人。”
“勞工證”是索賠證據
崔慶云老人至今還保存著一張“華人勞動從事證”，老人說：“現在天津市就我一個人有勞工證，日本人想耍滑抵賴，這是辦不到的。我要討個公道，我這張勞工證就是他們的罪證。除了這些我還要爭精神損失。”
“勞工證”上究竟記錄了什么？
外觀：三開折式，總長24.5厘米，寬12.5厘米，為日文格式。
封面：寫有“華人勞動從事證”及“隨身攜帶以備檢查”等日文，并蓋有“立人居住許可”印記。
封底：“昭和拾九年(1944)九月廿日證明”、“華北勞工協(xié)會之印”、“在塘沽日本領事館領事掛川巌”、“山口縣下關人國”、“高山警察署”等戳記。
內右頁：從右向左依次記錄：原籍河北省天津縣三義莊；氏名崔慶云；現年二(十)七歲男“殘留家族責任者”(崔慶云母親)住所：河北省天津縣三義莊；氏名：崔沈氏；左上角貼有本人一寸頭像照片。
內中頁：注明勞動工種為土工，就業(yè)地為靜岡縣富士駛熊谷組，勞動期間自昭和十九年十月七日至昭和二十一年十月六日。
內左頁：記載勞動事項為：昭和二十年靜岡縣富士郡XX村(日文)熊谷隊收容(其余內容均為日文)。
本版撰文 /新報記者 王京濤
責任編輯：原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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