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在中國一直是有著特殊敏感和特殊意義的資源
2003年以來，世界上幾乎所有戰略資源都在漲價。比如石油，這個曾經以水一樣便宜的價格支撐了美國、日本等國經濟騰飛的資源，如今圍定了每桶30美元的標尺價格。這種高油價給中國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和風險是顯而易見的。
而在2003年的中國，另一種戰略
物資的價格波動更使人心悸，那就是糧食。
糧食來自土地
全世界不少作家都在一些作品中描述過饑餓的感覺。對于那種最接近人類生理本性的折磨，所有經歷過的人都會有相通的感受。
糧食來自土地。由大自然通過土地耕種這種奇特的方式賜予人類�！懊褚允碁樘�，食以土為本”。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土地不但決定著人們的直接生存，也決定著人們的間接生存。
國際公認的人均耕地警戒線是0.795畝。翻看上世紀90年代后期的中國報紙，會發現有一個說法在反復出現，那就是:中國要實行世界上最嚴格的土地保護制度。但就在這種最嚴格的土地保護制度下，中國的糧食播種面積平均每年減少近4000萬畝。已有600多個縣的人均耕地面積低于國際警戒線。《2003年中國國土資源公報》顯示，僅2003年，全國凈減少耕地253.74萬公頃，人均耕地已由2002年的0.098公頃降為0.095公頃。與上年相比減少2.01%。
中國有20.3%的人口居住在海拔500米以上的地區。與之相較，世界平均只有10%的人口居住在海拔400米以上的地方。中國目前的7000萬貧困人口，大部分居住于地理環境比較惡劣的西部地區。顯而易見，人口的貧困與他們所處的生存條件較差有著密切的關系。中國耕地面積只有國土的十分之一，與之比較，印度耕地占國土的55%，人均耕地是中國的2倍；美國耕地占國土的20%，人均耕地是中國的9倍。中國的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面臨最大的壓力，就是人口不斷增加，耕地不斷減少。中國同美國、印度都是世界上糧食生產大國，在耕地面積小于美國、印度的條件下，中國的糧食產量卻位居世界第一，糧食單產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由于中國的人口數量幾乎相當于美國的5倍，人均糧食占有量卻不足美國的四分之一。
顯而易見，土地是中國最根本的戰略資源。
如今，中國生存條件較好的國土面積，不包括海洋的話，只占到中國國土總面積的約30%。如今，北京、天津等特大城市已處于荒漠前沿的包圍之中，從來遠離沙漠的中國南方也開始出現成片的沙漠，半個多世紀以來，因荒漠化及嚴重水土流失，中國大約有近30%的國土成為不適宜人類生存之地。而人口增加了近兩倍。人口劇增和荒漠化加速惡化互為因果，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飲鴆止渴的開墾
中國1949年前的有錢人，投資渠道主要有兩條，一是在鄉下買地;一是在城鎮開辦工商企業。相比而言，購買土地是回報率低但十分穩妥、基本沒有風險的投資取向。
但在1949年后，不同的投資方式既決定了完全不同的投資回報，又決定了投資者完全不同的命運。工商業者從財富到人本身，都得到了相對來講無比優越的理解和尊重，他們的財富被保全，他們中的優秀代表還得以進入人大或政協等機構。在遭受“文革”的沖擊后，當改革開放一開始，他們的財富馬上被歸還;他們的地位一躍千里，成為被充分倚重的旗幟。而地主們則遠沒有如此幸運，雖然他們的主要財富——土地，在那個年代和工廠一樣值錢，但在解放后，他們的土地、住房等個人財產被完全剝奪。
城鄉之間的特殊性就在這里，取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并沒有把工廠拆分給工人——即使是通過股份制的方式也沒有。而在農村，地主的土地被完全剝奪，公平地分給了農民。深得人心的土地改革政策的全面實施，實現了共產黨“耕者有其田”的社會理想。而這種激烈的變革，迅即對生產力的提高起到巨大的良性作用。中國的糧食產量逐年大幅提高。
到了1957年，中國的人均糧食產量達到了339公斤。這個產量與中國自己的以往縱向比較是個令人欣喜的數字;但與世界其他國家橫向比較還有很大距離。1949年以后不斷提高的糧食產量和與其他國家的產量差距，使得領導人在信心和壓力之間尋求釋放點。這直接引發了后來在糧食產量問題上全國性的、大規模的造假風潮。所謂畝產萬斤、幾十萬斤、幾百萬斤的笑話，在當時是作為新聞、奇跡而被報道的。
研究歐洲歷史的專家對干草給予了超乎想像的高度評價，認為干草的發明導致了歐洲權力中心的轉移。因為在古羅馬時代，南歐氣候溫暖，四季皆綠的草原為畜牧業乃至經濟的發展提供無窮動力。到中世紀早期，農民偶然發明了干草，使得寒冷地區可以大規模圈養牲畜，可以長期蓄積飼料……從而導致人口的增長……最后也導致了權力中心從羅馬轉移到巴黎和倫敦。與此相似，中國當時虛假的糧食產量導致了新的社會組織形態的誕生——1958年，中國農村的大規模造假，使得領導人誤認為:人民公社——這種新的社會組織形態，更有利于組織、調劑人力和資源，從而產生巨大能量，創造出奇跡。1958年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規定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和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原則。領導人期望通過人民公社化創造奇跡的心情躍然紙上:“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再是什么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隨后，1960年，中國出現了震驚世界的“大饑荒”。蘇聯人在邊界的蘇方一側上百公里的范圍內擺滿面包，引誘中國饑餓的邊民出走蘇聯，成千上萬饑餓的邊民由此進入蘇聯生存。這就是轟動世界的“伊利、塔城事件”。
參考幾年后的這些背景來看，1958年，是中國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一年。對于中國的生態問題來說，尤其如此。
第一，它使中國農村土地的所有制發生了根本改變。農民分到手沒幾年的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被剝奪，成為公有。
第二，它使中國農村的基本組織形態、耕作形態有了根本變化。公社、生產隊的組建，使得農民開始像“井田制”時一樣，在公田里勞作。
第三，這一年的“大煉鋼鐵”，使得大量森林遭到破壞。
第四，1958年1月由全國人大通過并以國家主席令形式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以法律形式對各項戶籍管理內容進行了明確規定。嚴格限制人口從農村遷往城市、集鎮或從集鎮遷往城市。
第五，這一年之后，中國農業由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始的生產效率連續提高轉為突然停滯并開始倒退，由此開始到改革開放前，糧食產量不足以完全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以致“以糧為綱”成為中國農業的惟一任務。為解決糧食不足的問題，生態破壞成為必須付出的代價。
開墾——和歷朝歷代所做的一樣，把草地、林地都變成耕地，讓它產出糧食，以養活更多的人。和歷朝歷代不同的是:這時候中國的人口已經達到創紀錄的7億乃至12億多人，而且拖拉機等歷朝歷代沒有見過的開墾工具也大大提高了開墾效率。于是，開始是為了生存，后來是為了發展，從上世紀50年代末一直延續到21世紀的開墾浪潮，像瘟疫一樣綿延，而且經久不息。
生態的災難開始了。1949年以來，一直到如今，在中國，毀草毀林開荒的舉動，有時高漲，有時平靜，但卻始終沒有完全停止。
塑料大大延緩了危機
20世紀后期，中國的糧食問題開始有了革命性的變化。在人口大量增加、工業化進程一日千里的情況下，農作物產量的增加卻同時使中國人擺脫每每因食物不足而致的生存危機。人們把功勞歸結于化肥和良種的使用。
但事實上，真正使中國農產品產量出現革命性增長的主要功臣是塑料地膜和大棚。隨著科技進步，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塑料地膜、塑料大棚迅速從城郊發展到大田，從北方發展到南方，從平原發展到丘陵山區。各地創造了因地制宜的保護設施。如溫室熱源主要有普通燃料(煤、柴)或日光，采用塑料大棚加地膜，或塑料大棚內設小拱棚、棚下再鋪地膜，所謂“遮天”又“蓋地”，顯著地提高了保護地的溫度。嚴冬季節，冰封雪飄，但在南北大地的塑料大棚內，綠油油的農作物顯出一派生機。
在中國西部，大量的高寒陰濕地區，每年能生長農作物的時間是非常有限的。在漫長的冬季里，西北及西藏、內蒙古等許多地方的土地上，連草都不能生存。但大棚推廣開來之后，一切都變了。塑料大棚使海拔5000米左右的青海、西藏等地，有史以來沒有生長過農作物的許多地方，不但長出了農作物，還高產穩產。如黃瓜畝產4000公斤，辣椒畝產1800公斤。
大棚在西北解決了有沒有的問題，在南方則解決更高層次的問題，從甲魚等動物到奇花異草等植物，都可以在大棚里幾乎隨心所欲地培育。目前中國塑料大棚及地膜覆蓋面積超過2億畝，農膜和地膜年消費量超過110萬噸，居世界首位。
所有的土地上，只要建上大棚，一年四季可以不停地產出農產品。不管多么高寒的地方，不但不用調入蔬菜，還有大量剩余。青海、寧夏、甘肅等省(自治區)，依靠塑料大棚，如今不但不用調入蔬菜，反而成為蔬菜調出地，成為蔬菜出口的重要基地。甘肅白銀及河西走廊一些地區，脫水蔬菜的出口已在當地經濟中占重要份額。寧夏惠農縣年生產銷售脫水蔬菜3700多噸，實現銷售收入6800萬元，出口創匯450萬美元。
相對于中國有史以來在提高土地產出方面的極限和困窘，說塑料改變中國絕不為過。
事情就是這樣，如果沒有塑料導致的農產品大幅增加，中國在糧食問題上的困窘甚至災難早就會出現。
誰可能用糧食掐住中國的脖子
曾經有報道說，美國人預測到前蘇聯會因氣候變化而減產后，所做的事情是減少自己當年的耕種面積。其結果是:國際糧價暴漲了，美國的一些土地獲得了休耕期，美國農民做更少的活獲得了更高的收入。
今天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業生產國。它是世界第一大農業(總體)生產國;第一大小麥生產國和消費國；第一大棉花生產國和消費國;第一大肉豬出產國;第一大淡水水產國;第二大谷類生產國(次于美國)和第三大谷類出口國；第二大飼料制造生產國;第二大大豆、玉米粉和食油消費國(次于美國)。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不斷有外國科學家預言，中國進口糧食的數量會逐年增加。到2025年，中國每年需進口糧食1.75億噸甚至2億噸。作出這樣的推測似乎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知識——中國的人口在不斷增加;科技帶來的農作物產量增加是有極限的;而耕地在迅速大量減少。
除中國外，國際糧食生產的五大巨頭是美國、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亞和歐盟。有說法稱：中國在糧食問題上的任何失誤都可能被五大巨頭的糧食出口商察覺。這幾乎是再自然不過的。完全可以想像:如果中國糧食產量出現大的波動，國際糧價的飆升就是肯定和必然的。
1999年以來，中國糧食的總產量一直在下降，中國人口增加而致的糧食需求一直在增加。在這個背景下，中國要實行世界上最嚴格的土地保護制度的說法再次充斥耳膜。而怎么樣才算是最嚴格的土地保護制度？怎么樣實行這個最嚴格的土地保護制度？
事情就是這樣，古往今來，土地問題在中國一直是有著特殊敏感和特殊意義的資源。在人類進入工業化進程之后，耕地轉變為工業和城市用地從來是使土地增值的必由之路。當利益驅使一個又一個地方熱衷于把耕地開發成為收益大大提高的城區時，從大的層面，應該有人回答:在農作物單產不會再大幅提高的前提下，中國最低限度必須保留多少耕地？中國耕地的極限數字到底是多少？這個必須界定清楚的問題，遠不是一句“要實行世界上最嚴格的土地保護制度”所能涵蓋的。
文／孫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