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鑫森該書剖析的是鴉片戰爭后至辛亥革命期間的思潮與影響歷史的人物和重大歷史事件。晚清70年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轉型期，社會思潮的底層，歷史人物的背后，該書所揭示的正是晚清大變局的前因后果。在晚清的大變局中，用作者的話說，歷史呼喚巨人，上臺的卻是侏儒，時代要破浪前進，現實卻躊躇不前。不過，不管人們如何評說某一歷史時期或歷史事件，有一點是肯定無疑的：我們做的是前人的未竟事業，他們的成敗得失都應轉化為歷史的智慧。溫故而知新，呈現在該書中的是一個不愿人云亦云的知識分子對這段歷史的新探索。柳真在反映明代的戲劇、電視中，常見到這樣的場面，皇帝對違逆他意愿的臣子龍顏大怒，命令“錦衣衛”把這個臣子押到午門，用棍杖痛打屁股，而立斃杖下的不在少數。
這種刑罰稱之為廷杖，是明朝獨創的。
執行廷杖的具體情形，明代的《刑法志》有過詳細的記載：“凡廷杖者以繩縛兩腕，囚服逯赴午門。每人一門，門扉隨合。至杖所，列校尉百人。衣襞衣，執木棍林立。司禮監宣駕帖訖，坐午門西墀下。錦衣衛使坐右其下。俳而趨者數十人。須臾，縛囚至，左右厲聲喝：‘閣棍！’則一人執棍出，閣于囚股上。喝：‘打！’則行杖之三，則喝令：‘著實打！’或伺上意不惻，則曰：‘用心打！’則囚無生理矣。五杖則易一人，喝如前。每喝則環列者群和之，喊聲動地，聞者股栗。凡杖以布承囚，四人舁之，杖畢則舉布擲諸地，凡絕者十恒八九。”
這是一幅何等恐怖的畫面！行刑者如知道皇帝對被打者沒有憐憫之心，就會狠狠地打，要想活著出去可說是難于上青天。何況，“以布承囚”進行痛打后，還要把布兜高高舉起重重摔下，生的希望幾乎等于零。
在正德、嘉靖兩朝，對臣子進行廷杖的頻率很高。嘉靖皇帝最忌諱臣下提意見（進諫），凡犯此禁的，必打無疑。他本屬外藩親王入繼皇位，卻執意要將他的生父追封為皇帝，許多臣子認為不合皇家禮法，這使他大為惱怒，于是對五品以下的豐熙等134人進行廷杖，共打死17人！看來這次廷杖，行刑者手下留情，杖斃者數目較小。
在明王朝兩百多年的漫長歲月中，只有一次廷杖是合乎臣心民意的，即對作惡累累的大宦官劉瑾進行重處。“是日，瑾方定，不知何官，傳言上御門，瑾上前，到午門上跪。又云錦衣衛掌衛事指揮劉琿出班跪奏：請旨打多少？亦不聞言語。須臾即起云：‘有旨打四十！當值官校齊聲答應訖，有一官大聲云打四十！擺著棍，五棍一換打！’每一宣告，則各校官齊聲應答如前”（《骨董瑣記》）。
所謂午門者，即皇宮外朝的正門。假如去北京的故宮，那紫禁城正門，即為午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