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舉國上下欣喜于中國成為全球制造基地的時候，筆者認為“東莞化”的流行十分可悲
“東莞化”北漸
這兩年多來，很多人都在評論蘇州與東莞的不同之處，所謂長三角與珠三角的比較，但是沒有多少人關注蘇州與東莞的相同之處，以及這種趨同化的不利之處。兩年半前，筆者就在《南方周末》發表了一篇文章：《蘇州越來越像東莞？》，指出蘇州的經濟發展模式已十分明顯地與東莞趨同。竊以為，這才是蘇州-東莞比較學里最重要的一個課題。
所謂“東莞模式”是這樣的：由東莞提供土地、有可能是已建成的標準廠房、中國內地四川、湖南等省提供廉價勞動力、外資提供資金、設備、技術和管理的要素組合模式。在這一模式中，最大的特點有三：外科手術式植入的、外資主導的、外向型的，我們可以總結為“三外模式”。
外科手術式植入，系指整個制造體系是從外部直接加入到該地區的，而非該地區自己的肌體內自發生長的、與該地區本土的文化、經濟有血肉聯系的產業體，這種產業體有一個天生特點：像游牧民族一樣逐水草而居，哪里水草豐盛就去哪里，而且由于其“蒙古包”是組裝式的，遷移起來也很方便容易；外資主導就不用說了，因為中國缺少資金和產業經驗，產業投資需要由外資來投入，具體到東莞來說，臺資的聚集是其一大特點；外向型，是指其主要的部件等從外部進口、產品也主要是打外銷市場。在這一模式中，產業的利潤主要由外資收獲，地方獲得的是稅收(由于地方政府大量犧牲自己的稅收收益，這一收益在前五年基本很少看到)、租金、對服務業發展的拉動，以及，似乎憑空獲得了一個產業體系；外來工則賺到少得可憐的工資。
在2001年的時候，蘇州經濟的東莞化趨勢已十分明顯，無論是蘇州市區、還是昆山、吳江等縣市，經濟高速增長的主動力都已變成了外資主導的外向型經濟，其中尤其以臺資最為聚集，這也是人們經常拿蘇州、昆山來與東莞對比的主要原因；盡管與東莞系由鎮、村來設立工業區、所收租金中大部分成為集體資產不同，蘇州、昆山則主要是由市、縣級政府來設立工業區，租金大部分成為國有資產，但是其靠收租和先少后多的稅收作為主要收益的發展模式并無二致；雖然臺資聚集上海、蘇州時，所打的旗號是：珠三角打外銷、長三角打內銷，并且國內媒體還信以為真地認為珠三角利于外向、長三角是國內市場的制高點；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上海、蘇州的臺資企業仍是以外銷為主，否則就無法解釋上海港的貨柜吞吐量何以迅速超越高雄等許多港口的原因何在，也無法解釋臺商對上海機場不能滿足其迅速出貨的大量抱怨，其內銷部分，也并非主要走向華北、華中地區或就在華東地區消化，而事實上國內最大的市場還是在華南。
在筆者看來，“東莞模式”在珠三角稱雄本身就已讓人感到擔心，“東莞模式”北漸到蘇州，甚至整個中國沿海地區都出現東莞化的趨勢，那就更加讓人沮喪。
本來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珠三角，“東莞模式”并非主流，真正代表主流的是“順德模式”，所謂“順德模式”，其實是在當地經濟體的肌體內，自生出來的一種工業化的沖動，這種沖動得到了香港等地資金和管理、技術的支持，并迅速發展壯大，延伸出來了一個健全的制造業體系，以美的、科龍、格蘭仕等為代表的順德家電產業鏈，就是這個體系的核心部分。然而在90年代中期以后，“東莞模式”大行其道，其勢頭蓋過了順德、南海等地，以致于媒體現在提到珠三角的制造業，先說的就是東莞的外資IT制造業。
東莞產生這種模式還可以原諒，因為東莞原本沒有任何工業基礎，當地農民從未接受過工業化訓練，若非由外科手術式植入，當地可能還處在與廣東河源、汕尾等地類似的貧困之中，但是蘇州的“東莞化”卻一點都不能原諒。
因為以蘇州為代表的蘇南地區，本來就有相當的工業基礎，尤其是鄉鎮企業的“蘇南模式”，代表了蘇南農業地區自身的工業化努力(當然，這種努力同樣得到了上海的資金、管理、技術和銷售市場的支持)，但這種努力被外資洪水一樣的沖擊完全打斷了，蘇州迅速淪為“三外”主導的所謂“制造業基地”。
在90年代中期之前，蘇州的經濟本來可謂是一個十分健康的經濟體，蘇州人當時也很津津樂道于，地方經濟是“國有經濟、鄉鎮經濟與外資經濟三分天下”，蘇州國有經濟曾經有過與上海國企一樣的紅火期，當地的家電產業以長城電扇、香雪海冰箱為代表，曾經有過“四大名旦”的說法，就連不起眼的牙刷這樣一個小產品，蘇州的“虎丘”牌牙刷也曾是中國的一大品牌。然而短短的十年時間，國有經濟由于其體制瓶頸而終于轟然倒地，蘇南鄉鎮經濟也一直陷于“國企病”癥狀而不能順利向民營經濟轉型，當蘇州工業園區、蘇州新區、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等可以迅速給地方官帶來業績的“三外模式”大受歡迎之后，蘇州就此淪落了。
實際上不僅僅是蘇州，從南到北，大連、天津、上海、杭州、廈門、珠海等許多當紅的明星城市，都同樣面臨著“東莞化”的趨勢，這一趨勢準確體現了在最近10年、尤其是最近5年的時間里，全球產業資本流向中國大陸的情勢下，全球制造業鏈條的末端移植到中國大陸的瘋狂情形。
這種趨勢為什么令人擔憂
在舉國上下欣喜于中國成為全球制造基地的時候，筆者之所以認為這一情形十分可悲，主要有四個原因：
1、這種外科植入式的產業體系是“蒙古包式的”，而且由于其眼睛盯著的是中國的“低成本”優勢，所以它能否扎下根來很難說，它前天是在墨西哥、巴西、馬來西亞，昨天是在東莞，今天來到了蘇州，而明天可能會去越南、老撾、印度，后天可能會去非洲。
我們還要對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競爭中的低成本優勢進行一番具體的分析，因為據說我們的核心競爭力就是成本低。成本低有幾方面的因素，一是人民幣幣值的被有意低估，這可以促進出口，抑制進口，但同時也意味著中國所有以人民幣標價的資源(包括我們有限的礦產等不可再生資源)價格被標低了；
二是人力資源的低成本，這一優勢據有些經濟學家說可以保持幾十年，因為中國的低價勞動力的供給可以說無限大，中國沿海地區高速增長了20年，而從內地農村解放出來的勞動力也才9400萬左右，而迄今為止，800元/月的工資仍比中國農民的人均收入高出許多，而中國每年數百萬的大學畢業生，其畢業后找工作的平均期望薪資只不過2000元-3000元人民幣(不超過400美元)。人力資源的低成本無可厚非，但是農民工的相關社會保障(這是許多臺資企業津津樂道的大陸勞動力成本低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遲遲不能建立，違反了人權等普世價值觀，最終將對中國的出口構成抑制因素；
三是土地資源的低成本。由于中國仍是弱開發國家，我們的土地成本相對于發達國家為低，這由市場決定，原也無可厚非，但是不能忽視的是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過程中過度地壓低土地成本。以蘇州、上海等長三角地區為例，上海張江園區土地的基礎地價為40萬-50萬美元/畝(90美元/平方米)，但在操作中，張江園區往往以半價出讓土地，另外一半由市財政補貼；而在蘇州、昆山等地，基礎地價達到10萬元/畝的土地，往往以低于基礎地價甚多的2萬-3萬元/畝出讓，一份關于蘇州引資情況的調研通報指出，蘇州市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要消耗4000畝土地。以低于成本的價格出讓由地方政府控制下的國土，實質上是對中國有限的國土資源進行掠奪性開發，付出這樣的代價獲得這樣的粗放型經濟成長是否值得，恐怕現在還說不清。
2、這個產業體系處于全球產業鏈的末端，東莞地方這些年來的努力卻收效不大表明，要想超越這個末端往產業鏈的中端、高端進軍，十分之難。
東莞在被國內媒體指責為“大工廠”、“加工車間”之后，亦曾計劃提升本地工業的技術水平，并采取各種措施吸引外資企業在東莞設立研發中心，但是這些臺資企業對在東莞設立研發中心的興趣不大—他們即使在北京、上海等地設立研發中心，也僅僅是為了利用國內廉價的技術專才而已；即便是臺資企業將其在東莞的工廠提升技術水準，但也決不會將他們最前沿的技術拿來。其實此一問題絕非東莞所獨有，所有依賴外資的經濟體都會有這個問題。
3、由于這種發展模式強烈助長了“地方政府公司主義”的蔓延，這不利于中國建立以法治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如果說，在東莞吸引臺資的20世紀90年代中期，“地方政府公司主義”還不很明顯，但到了蘇州、昆山時代，這一特征已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的職能是提供公共產品的服務，但是在以招商引資為第一目的的地區，政府職能已完全混同于一間經營工業園的公司，過分強調經濟發展職能的地方政府已完全公司化了，這個公司以土地、稅收優惠、城市品牌為資源，以外資為客戶，以增加投資為拉動增長的主要手段，以GDP為自己的營業額，以地方財政收入為利潤。
“地方政府公司主義”是一種極端的重商主義，它有好的一面，對商業運營的支持能夠促進工商業的發展，這其實是新加坡人“親商”理念的延伸，但也有不好的一面，政府記忘了自己的角色，只是市場經濟中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市場不能做的事情，政府來做。公司化了的政府把自己變成了市場競爭的一個主體，替市場做了許多原本該是市場自己做的事情。公權力的過分介入市場運行，混淆了政商之間的界限，反而更加不利于建立公平的市場經濟環境。
在投資環境的各種要素中，高效率的政府服務、法治環境和政策透明度、社會治安、交通水電等基礎設施投資，是政府的本業，但是幫外商蓋廠房、幫企業融資等也是政府服務的范圍嗎？看看這樣一個在蘇南廣為傳揚的例子：臺灣大同集團的一位關鍵人物來吳江考察，為試試當地政府的誠信度，提出“100天內建好一座15畝的廠房，大同的美齊電腦就來吳江設廠”，結果，第97天的時候，吳江市政府就蓋好了廠房。
在這樣“高效率”的背后，是否有什么被忽略掉了？即便是沒有任何非法的成分，地方政府能對所有的企業(包括本土的民營小企業)提供如此高效率的服務嗎？
4、“地方政府司主義”和“外資偏好癥”的另一個副作用，是可能會壓制了當地民營經濟的發展。
如果外資的植入，能夠促使形成一個本地產業群，并以此帶動本地企業的成長，那么我們可以判斷這是一個健康的外資經濟。在以蘇州為代表的中國沿海外資經濟中，我們看到了這種苗頭，但是卻沒有很蓬勃的勢頭。無論是在東莞還是在蘇州，本地民營經濟為外來產業群的配套，至今還局限在餐飲、零售、運輸等相關服務業，以及部分十分初級的零部件、包裝、印刷等產業。
當然，它們在發展之中，而且也不能否認這些民營小企業生存和發展旺盛生命力，但是可以想見的是，地方政府以追求外資、大規模投資為目標的情況下，往往忽視本地民營經濟的成長，即便不是心存忽視，當有限的行政資源大都用來為外資提供高效率的政府服務時，為外資以外的經濟體服務的資源就更加有限了，這當然會對民營經濟的發展產生一種抑制作用。
相比較而言，筆者認為，青島、寧波、溫州、深圳為代表的城市經濟體就要健康得多，其中青島是中國國有工業適應市場經濟順利轉型的一個代表，溫州、寧波則是民營經濟自由發展、自發工業化的一個典型，深圳則是中國制造業努力超越末端的方向，以及中國民間科技創業的熱土。中國制造業的希望可能寄托在他們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