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際先驅導報》報道
在全球經濟普遍低迷之際，中國經濟卻一枝獨秀，保持著7%以上的增長。由于中國在全球出口市場中比重漸增，被某些人和媒體視為全球通縮的主要根源。近期出版的香港《中銀經濟月刊》載文對這種說法進行了反駁。
中國本身面臨通縮壓力
與世界上許多國家一樣，中國也正在經歷一個持續的通縮壓力，但是中國的通縮成因十分獨特，因此其影響也較為復雜。
近幾年來，中國經濟一直在通縮中保持較高增長。1998、1999、2000及2001年中國的實質經濟增長分別為7.8%、7.1%、8%和7.3%，今年頭三季又達到7.9%。以中國的經濟規模來看，這一增長速度可以說無人能出其右。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持續增長足以說明了中國通縮的獨特性。從理論上來看，當供應大于需求時，價格水平便要下跌，直到供求達到平衡為止。然而，在這一簡單現象的背后卻是中國經濟增長出現的結構性變化，因為中國勞動生產力的巨大潛力在這一傳輸線增長過程中得以釋放。近來，美、歐、日廠商紛紛把生產線轉移到中國，這從2002年頭三季中國實際利用外資412億美元、同比增長22.4%上可見一斑。
外資的加速涌入也意在中國龐大的內部市場。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用于替代原來在其他國家的制造業生產線，因為中國勞工的供應曲線幾乎呈水平狀態，即在同一價格可以有近乎無限的供應。中國可投入制造業生產的勞動人口總數是日本與“四小龍”總和的7倍，而人均工資成本僅是“四小龍”平均的1/8。另外，在引進外資的過程中，中國極注重技術轉移，因此出口產品結構中高科技IT產品的比重漸高（例如對美商品出口增幅中來自IT產品的貢獻就達到40%）。資金的投入和技術的提升，令中國本已龐大的勞動大軍的生產潛力得以逐漸釋放。有研究估計，近五年來，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年增長率達4%以上，勝于美國。即使全球經濟呆滯不前，但這種生產轉移的替代因素仍然可以令中國的出口和經濟保持較高增長。全球經濟表現越不理想，中國的勞工成本優勢就越突出，制造業向中國轉移的誘因就更強烈。因此，中國經濟的這一增長點是與全球經濟周期大同步的。這種結構性的轉變，尤其是勞動生產率提高所導致的價格效益轉移應屬于良性。
就中國來講，生產力進步所形成的產品供應增加在國內市場未能獲足夠的需求支持而產生的通縮壓力才是問題所在。中國農村人口比重在2000年為63%，但實際從事農業工作的人數比例恐怕仍然超過70%。城市和農村人均收入不成比例，決定了中國內需市場規模受到限制。即使在城市人口中，國企改革帶來的下崗工人收入有限，與國企生產能力在改革中得到提高、產量增加形成對比，是問題的另一層面。以此來看，中國的通縮也確實有值得憂慮之處。
再有一個較為重要的因素是進口和貨幣的因素。從原來的出口加工到完整的生產線轉移，中國外貿中的另一活躍部分是進口（包括原材料、半成品和零件的進口），其增長幅度與出口相差不大。自亞洲金融風暴以后，亞洲各國貨幣競美元競相貶值，加上弱日元因素，與美元掛鉤的人民幣的強勢便顯現出來。在與亞洲區內貿易上升的情況下，中國便通過貿易渠道輸入了通縮。在加入世貿過后，開放市場和降低進口關稅使相關進口價格有進一步下調的壓力。佐以低廉的勞工成本，中國無論是出口還是內銷商品都可以在更低水平制訂價格，使通縮壓力加大。
尚不具備“輸出”通縮的能力
如此推論，中國似乎可以憑其近乎無限供應的勞動人口、低廉的工資成本和日益提升的勞動生產率完全擁有出口商品的議價能力，并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通過貿易渠道向全球輸出通縮。然而，這一結論僅看到了事情的表象，即中國出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力極強，但它忽視了重要的內在因素，即中國之所以成為全球制造業轉移的受益地，完全是因為全球通縮的現實使然。此外，要成功輸出通縮，中國還要具備出口商品在進口國零售市場的訂價能力，便事實上它并不充分具備這樣的能力。
中國的勞工成本低廉并不是現才有的事，尤其是在亞洲金融風暴前，結合匯率情況看，當時中國的勞工成本如果以美元計可能更低。外國直接投資是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一個源泉。從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看，不難發現90年代以來外資流入的最高峰期是2001年，達到469億美元。在經過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1999年至2000年美國股市泡沫和2001年的經濟衰退等沖擊后，堅守人民幣匯率的中國重新找到新增長點，營商環境不斷改善，吸引大量資金投入，外來直接投資流量再創新高。
另外，投資者憧憬中國入世后的前景，包括中國將與國際經濟接軌，采用國際慣例，進出口條件將大為改善等等，這些也大大加快資金流入。預計2002年外資流入會再創紀錄。這些都說明近年來由于全球經濟飽受沖擊，消費者對商品價格的敏感度漸增，議價能力漸強，全球開始形成通縮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制造業要維持盈利，求得生存，只有尋求降低成本，這便凸顯了中國的成本優勢，導致全球制造業較多向中國轉移的情況。就是說中國因素對商品價格形成壓力是全球通縮的結果，而非直接原因。但在制造業向中國的替代轉移過程中，成本的降低可能達到20%至30%，它反過來也進一步加大了對商品價格的壓力，形成一個循環而已。
時至今日，中國出口貿易額、其在國際出口貿易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制造品在出口中的比重都有明顯上升，在一些產品上更是全球的極重要生產者。中國生產了世界上50%的攝像機、30%的空調機和電視機、20%的洗衣機和近20%的冰箱。但是從整體看，中國仍未成為全球的工廠。從工業生產看，中國仍位列美國、日本和德國之后，而且距離仍較大；中國本身是一個大的市場，很多制成品都在本土市場銷售，而非用于出口，特別是上述產量較大的制成品。因此，另制成品在世界出口所占比重仍然不大。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2001年中國制造品出口總值為2358億美元，占全球制造品出口總額的5.3%。還有，中國出口的制造品，有相當部分是零配件和資本物，對消費物價不產生直接影響。因此，把世界通縮的肇因歸咎于中國顯然是聳人聽聞。
而且，中國出口商品價格影響再大，也只能影響到出廠價和離岸價，并不能對進口國的價格轉移以及在零售市場的最終訂價造成直接影響。因此，中國因素對進口地物價水平的影響十分有限。
美國的案例研究
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商品進口國，中國已取代日本成為其貿易逆差最大來源國。在此我們以美國作為一面鏡子，檢討中國出口究竟對美國價格水平可以有多大影響，從而評估中國向全球輸出通縮的判斷正確與否。
美國量度價格水平的指標眾多，計有生產物價指數（PPI）、核心生產物價指數（Core PPI）、消費物價指數（CPI）、核心消費指數（Core
CPI）、GDP平價指數（GDP
Deflator）和個人消費開支價格指數（PCEPI）等等。其中除生產物價指數（PPI）偶爾出現負增長外，其余各通脹指標今年8個月仍然顯示整體價格水平有1.5%至2.5%不等的年上升率，即美國只是步入低通脹時代，距離通縮尚有一段距離。其原因在于商品物價的下跌不足以抵消服務價格的上升，這與中國的情況正好相反。
以美國的GDP價格指數系列為例，它按產品分為三類：商品、服務和建筑類指數，其中如果不是占經濟60%的服務類價格指數在今年上半年有2.2%的升幅，抵消了商品類價格指數的0.8%的跌幅的話，總的價格水平不會維持1.2%的上升。美國《華爾街日報》今天8月份時作了一項調查，同樣發現CPI的一攬子商品當中有30%在上半年價格下跌，只是服務類價格上升令總體價格水平仍然上升。中國因素不可能影響美國的服務類價格水平，因為一來中國服務業發展仍未達到高水平，二來服務業全球化進程遠不如商品貿易來得深入。故此中國可以影響美國的只是商品價格當中的一部分。而且中國雖然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但在2001年美國進口來源中卻只排第四，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只占有美國進口商品市場份額約9.3%。
再者，美國勞工部最能反映進口商品價格的進口價格指靈敏（Import
Price
Index）系列雖然沒有單獨反映來自中國進口商品價格的指數，但其中來自日本和亞洲新興經濟體（包括香港、臺灣、韓國和新加坡）的最近進口價格指數均跌至10年或更長時間的新低，顯示美國從亞洲的主要進口幾乎都帶來進口一部分而已。美國的情況清楚地顯示出，說世界通縮之源是中國根本沒有道理。（張平）
